今年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誕辰120周年，先生一代巨擘，畢生以闡揚中國文化為己任。雖然錢穆先生「全集」在大陸已出版，其主要思想也得到了大陸學界相當重視，然而其政治思想，特別是錢先生奉中華民國正朔，尊崇 國父、 蔣公，服膺三民主義的重要面相，卻是長期為大陸學界刻意遮蔽。本文擬從錢穆先生若干主要論著出發，對先生之政治思想略作分說。
五四以降，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大行其道，中國道統文化被時賢目為糟粕，尤其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更是成為「進步人士」集中攻擊的焦點，「封建專制 說」、「數千年政治一概專制說」遂而濫觴。一旦帶上了「專制」二字的鐐銬，任何有意義的思想制度皆為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棄若敝屣，而不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 的政治激進，最終將現代中國帶進了共產主義的深淵。 賓四先生于此狂瀾之中，砥柱衡石，力矯時弊，其政治思想，主體直承中國道統思想而來，一面則通過三民主義接受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其重心乃在抗辯中國傳統政治「專制說」，在著名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先生明言：「這幾十年來，一般中國人認為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說皇帝專制；那是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
在先生看來，秦以前的「封建制度」治權層層分割，根本無所謂專制，這一點已成為現在學術界的共識。秦漢體制成立後，「皇權」與「相權」之分合即成為兩千年來中國政治的主題。先生認為：「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帝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考中國歷史，凡君相權責分殊清楚的時代，其政制多優良；凡君主剛愎自用 則政制敗壞，專制程度加深。在儒家思想看來，「大有為」之君主絕非優秀，「端拱而治」讓宰相為代表的政府機關充分發揮作用才可謂理想政制。錢先生更一語道破，中國傳統「君相分立」的政治思想為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權能分立」理論提供了歷史借鑒。
儒家一貫以「天下為公」為政治上的最高理念。雖然百代帝王皆行「家天下」，但政府其實是向社會開放的，錢先生認為，自漢武帝以來逐漸完善的選舉、考試制度造就了一個以讀書人為核心、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打破了貴族與軍功集團對政權的壟斷。至後來有「廷推」、「廷議」等種種制度決策國是，皇帝與讀書人「共治天下」是中國傳統政治運行的常態。
周秦之變，掃除了三代以降延續千年的各封建貴族集團；唐宋之變，又掃除了魏晉門閥世家。由察舉而科舉，由鄉村而市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是「社會各階層一天天地趨於平等」。中國近代的社會狀況，也實在是「平鋪的、散漫的」，故先生認為「若要講平等，中國人最平等；若要講自由，中國人也最自由」。此一見解亦與 中山先生完全相同。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人士看來，這一觀點實可謂「驚詫莫名」，但恰恰是 國父與先生才是以保守的智慧理解自由與平等。在 中山先生，中國的立國事業首先要追求的不是自由與平等，而是「民權」——這背後其實蘊藏著摶成現代國家的深意。
「從共產立場講，中國全部歷史只是一‘封建’；從民主立場講，中國全部歷史只是一‘專制’，我總覺得中國歷史並不盡如是。但共產黨將認我是‘守舊’，民主主義者將認我‘反民主’」，此系先生自況。但在左與右百年的激進狂潮之後，今日的人們回頭審視先生的政治思想，卻發現一種難得的中庸謹慎之道，而也恰是這種中庸之道，使得先生對現代中國的兩大成果：中華民國與三民主義，有著極為獨特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