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明
2009年6月11日下午，被時間催趕着，來到流亡政府總理會客室。
看來所有流亡政府的辦公室設施和擺設都既非藏傳風格亦非中國古典，而是一應西式風格：辦公桌、座椅、書櫃、會客沙發、茶几等。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的辦公室亦然，只是空間大些。當這樣的空間裡進來幾位穿西裝的西藏普通官員，我沉睡感覺開始甦醒，我得提醒自己，這是西藏政府所在地的西藏官員；當這樣的空間裡出現穿西藏民族服裝的外交部長，而她是這個空間的主人，我必須睜大眼睛，慢慢適應眼前的景觀：她講藏文，舉止文雅得體，親切誠懇，對問題對答如流，率直而謙卑。當這樣的現代西式空間裡走進來一位穿絳紅色袈裟的主人，我被帶進一種陌生的境地，來不及思考，只能條件反射般地隨機反應。
桑東仁波切，藏傳佛教高僧兼西藏政府總理。紅色袈裟相當臃腫，裹住他瘦小的軀體，但是全然無礙於他肢體語言的敏捷。他快步走進門來，含笑與我們一一握手，然後落座，說這裡條件不好，請大家原諒。
一席握手，幾句寒暄之後，他的神態尤其是眼睛已先聲奪人——他目光敏銳，有如利器，似乎可任意切割所攝取的景致。年歲導致他下眼瞼突出，這卻絲毫不能阻擋他目光的力度。這雙眼睛，與西藏寺院遠古壁畫中那些佛像的眼睛極為相似。這雙眼睛甚至使他紅色的袈裟也黯然失色。他的鼻樑筆直和鼻子堅挺，但屈居眼睛之下，絲毫也不能奪走那目光的葳蕤。這樣一雙壓倒一切的眼睛，使他顯得精神矍鑠，神態自若，並在篤定平靜中露出威嚴的貴族氣。
憑直覺：這是一位罕見的重量級人物。
江琳強調這位總理是一位罕見的梵文學家。而他的會客室的書架上的書，大部分是英文書籍，少部分是中文書籍，其中包括中國官方出版的西藏問題書籍，顯示這位梵文學家可能在某一領域學貫中西。
而我們有能力直接領略的，只有他的政治智慧。
我記得，在此前一次回答有關西藏主權和自治問題時，他曾經言及世界一體化趨勢，明確指出目前歐洲世界已經進入追求各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時代。他這一談話內容讓我深感驚訝。民族主義，國家主權，是上個世紀殖民主義時代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今，在殖民主義土崩瓦解，國家獨立已經實現，民族自決已經讓位於國家聯盟，個體人權問題已經超越國家主權，成為人類關心的頭等大事。而西藏，面對中國中央政府的極權主義和漢族殖民主義，仍然必須首先爭取民族的民族生存權，和文化、宗教的保存。西藏問題在全球化時代確實是一個滯後的問題，在人類行進的列車中，成了一節尾部脫節的車廂。幸而有達賴喇嘛以其遍及全球的影響力和信服力為自動力，拖著它不斷前行。西藏問題的存在及其尷尬性，是世界上最後一個極權政府製造的，雖然如此，我從未設想西藏領導人對此會有明確的意識和認同。桑東仁波切卻對此直言不諱，而且談來不卑不亢，從容不迫，這顯示他不僅對西藏問題和流亡政府的诉求在世界政治版圖和全球化時代的歷史位置及特殊性有充分的知覺，而且他絕不會盲目從眾，放棄西藏的獨特性。事實上，沒有單個民族的自由存在，就不可能有世界人類文化的多元存在。
1959年第一批逃抵印度的普通藏人絕大多數是首次看見森林、火車，1960年在印度的藏人流亡學校上課的學生們，也是首次看見地球儀、首次獲悉世界上除了西藏、中國和印度還有其他國家。不過50年過去，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官員的大腦完成了西方人類從工業革命到信息化時代300年的現代化轉型。藏人藏在他們的袈裟裡，篤信佛陀，安於中世紀生活，對現代世界既不感興趣也一無所知，這樣的觀點在桑東仁波切的會客室無法伸延，卻遇到嚴重阻力，面臨消解。我看到的這位總理，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胸懷的民主政治家，他的袈裟裡擁有一個當代人類政治的地球儀。這個地球儀隨時轉動，是他關照西藏民族、文化、文明、命運和前途問題的參照系。他自然而言地在世界版圖和開放的國際政治格局中，把握西藏前途命運，他對人类世界歷史進程的了解、他的知識結構、他的現代政治理念和精神道德修養，中國当代高层官员望塵莫及。中國流亡的民主人士同樣望塵莫及。
桑東仁波切20歲逃亡。單巴次仁逃亡時10歲。他們是在同一年翻過雪山逃離中國的。而且他們是同一代人，年齡僅相差十歲。如果面前的桑東仁波切脫掉袈裟，他看上去會像單巴次仁嗎？
單巴次仁給我的印象太深了！他的經歷在美國作家那本著名的《雪域境外流亡記》中有詳細的描述。他的兩個妹妹和母親均死在流亡途中和印度修路營地，他最後一位親人，父親也重病在身，但是他沒有撇下11歲的單巴追隨死去的家人，他挺住了。在被抬到醫院一周之後，他回到形單影只的單巴身邊。隨後不久，他再度聽說孩子要被送到別處去托養。在西藏，他們一家五口是因為聽到這樣的消息，決定踏上逃亡之路的。幾個月之後在印度再次聽到這樣的消息，這個五口之家只剩下父親和單巴了。這次， 不願意的不是單巴的父親，是單巴。單巴他已經不能再經受任何分離，他生命中至關重要的東西一直在不斷地遺失，家園、妹妹、另一個妹妹，然後是媽媽，就像自己的肢體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單巴已經變得殘缺不全。但是他不得不服從父親的決定。這次是去達蘭薩拉，他們的達賴喇嘛居住的地方，托養所的任務就是照顧在築路勞役中失去雙親的孤兒。這一次的被迫別離，是單巴生命中最後一次離別，也是他生命轉折的開始。單巴沒有辜負父親的期待。他此後中學、高中、大學一路保持優異成績。
學醫不成的單巴，後來回到流亡社區，參與政府工作，同時直接參與爭取西藏獨立自由的運動：他參加了民間組織西藏青年會，這個組織以主張“西藏獨立“著稱，在當時的藏人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它的四位創辦者都是西藏流亡青年，都是出身上層，而且大部分畢業於英國在印度創辦管理的一流學校。在他們周圍聚集著一批西藏青年知識分子和理想主義者。他們身上帶有全世界被壓迫的青年知識人和理想主義者的特徵：貧窮、熱情、浪漫而富於犧牲精神。“激昂的思想要求出路”，正如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彼得堡、莫斯科大學校園裡的“斯坦克維奇小組”、“孫古羅夫小組”“拉舍夫斯基小組”培養了別林斯基、巴枯寧、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俄國思想家、文學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北大、四川西南師範學院、湖南師大的讀書小組或文學社產生過胡平、王康、梁恆等一批中國民間思想家一樣，在達蘭薩拉七十年代的簡陋的房間裡，受過西方教育的西藏貴族青年聚集在一起，喝最廉價的青稞酒，在煤油爐子上煮茶，幾個人用一個杯子，拿牙刷當勺子，他們徹夜長談，激烈爭論，討論西藏的出路。這些西藏知識青年驚醒了西藏，西藏開始思考了。兩千五百年歷史俱往矣，現代自由意識的西藏，是七十年代初從那達蘭薩拉誕生的。
達蘭薩拉西藏青年會的誕生，也是達賴喇嘛民主自由意識的體現，他理解青年們的激烈情緒，但是並不限制和壓制他們的討論，並且支持他們的自由活動。
“中國人怎麼那麼容易就進入了我們的國家？軍隊為什麼沒有浴血苦戰？昌都失陷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西藏青年們首次開會，當著達賴喇嘛的面，就對西藏噶廈政府成員發出這樣的質問。雖然當時流亡西藏社會上下一致主張維持西藏獨立地位，但是達賴喇嘛堅決反對暴力革命。如果沒有達賴喇嘛的寬容與理解，這個組織（以及其他許多流亡西藏的民族間組織）不可能存在下去。這不是因為達賴喇嘛手中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在藏民中擁有至高的威望。
單巴就是在那個自由的氛圍裡，結識了一批西藏理想青年。與他們交往和接觸，使對西藏命運前途的思考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員，在青年們的質詢和政治參與引發流亡政府政治危機的幾年之後，藏青會再度改選，單巴成為31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候選人之一。並由於在藏青會分會擁有廣泛聲譽，在1978年被選為藏青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成為流亡社會中最具政治權威的人物之一。
由於必須依靠年紀輕、文化高、英語能力強的藏民，西藏流亡政府中的藏青會成員比例從七十年代的接近半數上升到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七十五。桑東仁波切早年也是流亡藏民的民間組織“西藏青年會”的成員，主張恢復西藏獨立的歷史地位。單巴不僅和那一時期的桑東仁波切一樣，主張恢復西藏的歷史獨立地位，而且在內地武裝革命無功而敗的情況下，他甚至主張更激進的手段。但是三年後，他出任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外事處首席秘書一職，跟隨自己的精神領袖出訪亞歐兩州，蘇美兩國等地，眼界大開，西藏復興的觀念也隨之改變。
達賴喇嘛奔走世界進行和平努力的成果，並不在於擊退了西藏本土的中國軍隊，奪回了西藏的獨立地位，卻在於西藏的死而後生，在於西藏的鳳凰涅磐，在於西藏社會、文化、宗教、傳統在異地的重建，在於過去封閉的西藏走向了世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在眾多流亡藏人試圖演繹中國傳統的變天帳的時候，達賴喇嘛以和平手段，為自己的民族開闢出一片新的天地。三十年前，達賴喇嘛的首席外事秘書單巴次仁32歲，他終於認識到，“他的倖存以及西藏整個民族的倖存，都是達賴喇嘛為復興建設而和平努力的結果”，“西藏不尋常的希望並不在於失敗的游擊隊，而在於”傳統社會的力量，這一傳統社會已經重新建立並正在走向世界”。
單巴不是宗教領袖，不是梵文學家，但是在西藏現實問題上，他與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同一條思想和心路歷程上的旅人。現如今，桑東仁波切是達賴喇嘛關於西藏“自治主張”和“中間道路”意義、目的、細則、來由的最權威的闡釋者。桑東仁波切應當是單巴次仁共事多年的老同事或者年長十歲的老朋友。在不事佛、不讀經、不工作的時候，他們相遇在達蘭薩拉的老樹下，或丹增嘉措的宅院裡，也許會相視一笑，雙手合十，彼此熟悉得知道今天對方喝了幾碗奶茶。
此刻在總理會客廳看見桑東仁波切，等於部分地看見了單巴次仁。
江琳的問題是，桑東仁波切政務、佛事一身二任，是否相互沖突？回答是，連任第二屆了，至今沒有遇到有沖突的事務。未來兩年，如果遇到沖突，他會考慮在僧侶和總理之間做出選擇。
我突發奇想，如果中國有這樣一位有學識、有信仰、有現代政治意識的總理，該是何等幸事！輪到我發言，我簡報自己對他的直覺，然後問：如果您是一位中國總理，對目前中國現狀您會有什麼樣的不同於中國當局的治理方案？他沉吟片刻，回答說：“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我還是試著回答你。我信奉自由、平等與和平，如果我是中國總理，我至少要給中國人民自由。”中國問題千頭萬緒，積重難返，從周恩來到朱鎔基、溫家寶，歷屆總理為治理中國滿腦門子官司，下場灰暗。我實在沒想到他這麼簡單扼要就把一個複雜的問題擺平了。綱舉目張，如果我是中國，我會考慮向西藏流亡政府借官、借經驗，第一官是桑東仁波切，第一條經驗是憲政與自由。
桑東仁波切與北明。易崴2009年6月11日攝於達蘭薩拉總理會客室
易崴發問：西藏自治可能導致嚴重的漢化，漢化必然導致漢人的負面影響，如嚴重的貪污腐敗等等問題，傳染藏人。您如何看這個問題？仁波切對此問題深思熟慮，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漢化不僅必然引進漢人的毛病，也將引進漢人的優勢，相信二者會有一個平衡。他舉例說：我們有些第三代人留學歐洲，不會說藏語，不懂藏文，但是他們與我們之間的溝通沒有問題。接著他說，“藏人漢化之後，不會說藏語，不懂西藏文化，變成了一個漢人，這無妨”。為何無妨？
他最後一言博得我等由衷讚歎，他說：
“只要他是一個好漢人”。
我相信他的意思並非同意藏人可以完全徹底全部漢化成為漢民族。我相信此話建立在對藏傳文化將源遠流長擁有絕對自信的基礎上。我相信此話表達的是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一脈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最大敬意和對中國民族的最大善意。我相信此話再度顯示他作為政治家的寬曠胸懷和信仰者的容忍氣度。我為西藏有這樣的政治家感到寬慰。我想，如果不是語言障礙，我會成為這位耄耋老者的忘年之交，我能從他身上學到謙卑和寬容，智慧和慈威。
經過這次會談，我們對西藏的現狀和未來有了幾點明確的認知：
一，提及未來的財政收入時，桑東仁波切順便提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大陸漢人無從知曉，引起我等驚異，一向關注經濟形勢的齊越尤其感到吃驚。根據中國官方資料，中國政府對西藏礦藏資源的開發所得，遠遠大于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投資和援助。“僅1979年到1989年從西藏開發的木材，出口總額達六億美金”，他說。此外，礦物的開發，僅金礦，在西藏境內，在衛藏、康區、青海等地就有一百多個，桑東仁波切介紹說，“有關資料顯示，在其中的一個金礦，每天開采量就達20公斤。”他回答說，消息來源是中國官方資料，時間在1999年到2000年中間。
二，內地藏區實現高度自治之后，這種自治不會涉入軍事、外交管理，流亡政府也不會回去與當地政府爭奪資源和利益。這個流亡政府將徹底解散。“內地的西藏人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他們應當自己管理自己”。
三，西藏流亡政府對發源於封閉地理環境中的西藏傳統文化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具有信心。事實上，流亡政府自建立之初，就已從教育著手，開始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了。但是，桑東仁波切表示：軍事現代化是藏文化唯一不能兼容的東西。
濃濃的奶茶上過兩道了。合影，致謝，告辭。桑東仁波切說，時間有限，然後他還有其他安排。不過我們走前如有機會，他願意再度交流。
總理府和外交部是一座普通的小樓。二樓平台遠離鬧區，近瞰轉經塔，遠眺青峰白雲，意接喜瑪拉雅山脈。出總理會客門樓，接近傍晚時分，山脈層疊，青嵐蒼莽，夕照無限。
同仁們不約而同舉起了相機。
心隨藍色山脈的韻律起伏有致、漸至無極，回望仁波切的“好漢人”之諾等言說，感覺有一首西藏奏鳴曲從這裡緩緩響起。在傳世至今的作曲家名單上，找不到這首西藏字符的曲目和作曲家的名字。這曲目和名字不在任何音樂史中，它來自雪域高原，是喜馬拉雅山無言的造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偕心靈永世長存，自古如是。
（補記：流亡政府首席部長總理全名桑東仁波切•羅桑丹增。“仁波切” ，藏語音譯，是藏傳佛教的尊稱之一，藏文是“珍寶”、“如寶貴人”之意。修行者滿足下列三種情形之一者被尊為仁波切：被認證的轉世高僧、學問高深的世人楷模、成就很高的修行者。桑東仁切滿足了上述全部三項條件。他5歲被認定為是四世桑東仁波切的轉世之身，7歲受戒，20歲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七十年代初完成宗教學業並以其深厚藏學功底，先後任印度瓦拉納斯西藏文化學院院長和高級顧問近三十年。在轉世高僧的特殊身份之外，他的梵文學養和藏傳文化與宗教學識在相關學界首屈一指，堪為國際藏學巨擘；此外，在現實社會層面，在西藏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實踐過程中，他具有西藏民主先驅者的地位：他是第一部《西藏流亡憲章》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在以民主規則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中，他2001年當選首任民選部長、總理並連任至今，此前，他則是西藏議會立法議員和議會議長。他確是一身兼高僧、學者和政治家，三足鼎立的西藏真正實力派人物。）
記於2009年6月11日達蘭薩拉
補記修正於2010年5月12日華盛頓
注：本文是將出版的《出中國•流亡西藏紀行》一書“紀行”部分的一節
原载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