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明
只有兩個白天的時間在新德里逗留。縱有泰姬陵、穆爾王宮等諸多游覽地，我首選甘地陵。一行其餘三人一平、易崴、齊越均被我說服。這不是游覽，是朝聖。
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在二十世紀大行其道，引發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於人類歷史上弱肉強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義時期和世界大戰時代，他卻在那個黑暗時空裡，發明了人類最溫和的手段，解決時代賦予他的難題：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從帝國主義強權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國。他的遺產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稀世珍寶。為了實踐這種不合時宜的方式，他四次坐牢，一次抗議行動徒步行走過近四百公里，至少14次絕食，最長時間達21天。兩次大戰結束，他的祖國剛獲獨立不久，1948年1月30日，他在激進主義分子的暗殺槍聲中倒下，那時他剛剛結束一次絕食行動，正前往祈禱會途中。
圖1：聖雄甘地。
這個弱不禁風的印度人從人類黑暗、血腥、殘暴的淵藪中，向世界和造物證明，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自律的意志，有和平的能力，有理性精神，可以用自己的身軀阻擋自己的子彈，可以用自己的和平訴求平衡自己發動的戰爭，可以戰勝自身的邪惡和殘暴。
在甘地身后，有一連串舉世矚目的追隨者，他們眾望所歸，相繼成為世界各民族堅守人類道德精神和文明理性的旗幟：北美的馬丁路•金、南非的圖圖和出獄之後的曼德拉、東南亞的昂山素姬、西藏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他們都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唯獨甘地，上個世紀30年代後期代和40年代後期五次獲得提名，三次進入候選名單，最終沒有獲得這項桂冠。
1948年甘地被刺，死于諾獎公布兩天之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曾緊急討論過追認甘地獲獎的可能，後因違反規則而放棄。此獎那年空缺，委員會宣布的原因是：“沒有合適的、活著的候選人”。
那年的那頂桂冠，被甘地帶走了。從他獻身民族和解的祭壇上帶走了。
斗轉星移，隨着納粹罪行、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隨着人類對自身殘暴陰暗特性的認知，甘地建立在良知和善意價值基礎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日益彰顯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世界各地人類在他身後不斷認同、接納、繼承他的遺產，就像在漆黑的森林裡不斷辨認、確證、踏上通往黎明的拯救之道。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沒有忘記他們當年遺失的這頂桂冠。甘地被刺半個世紀之後，1999年12月，這個獎項的官方網站破天荒發表委員會刊物的編輯奧義溫德•圖耐森（Øyvind Tønnesson） 撰寫的文章，《聖雄甘地•遺失的桂冠》（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對公眾社會解釋了當年甘地落選的種種原因，並對甘地的落選表達遺憾，意味深長。
事實上，甘地所面臨的環境比他的任何后繼者都復雜，尤其在二戰時期，他需要同時面對三重問題：在英國殖民主義現實中追求印度獨立、防止印度與穆斯林的宗教流血沖突、在全球抗擊納粹戰爭中把握對英國——印度宗主國和二戰同盟國雙重身份的國家——抗擊納粹的態度。
在如此復雜、相互牽連的局勢中，為追求印度的獨立自由，他本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家，但他不依靠當時國際間的交往方式追尋獨立，他拒絕了政治道路；他本可以成為印度說一不二的獨裁者，但是他拒絕使用強權，他棄絕了強權道路；他也可以成為一個社會活動家，但是他背后沒有一個人道主義工作機構或慈善組織，也沒有財團、資金和任何執行機構，他甚至不是一個人權活動家。他只依仗祈願大會與他的追隨者會面，對他們發出號召。
甘地的精神遺產證明，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救世主，他是東方的圣賢，他的角色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政治或宗教視野。甘地因此成為當時《時代周刊》推舉的影響人類歷史的風云人物，緊隨名列前茅的愛因斯坦和羅斯福之後，排名第三。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改變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宇宙觀念；美國總統羅斯福動員美國參戰，勝利結束了全球戰端；而甘地，是有史以來人類以個人之力抗拒專制、拯救民權和爭取自由的象徵。
甘地的非暴力理想不僅獲得了印度民族主義者認同，也獲得了印度宗教信仰之外廣泛的尊敬，甚至將他送進監獄的英國法官也對他深懷敬意。
啟迪人們心中的良善之根，點燃它並使之發揚光大，是甘地領導印度最終戰勝大英帝國、實現獨立自主的原因。
人到新德里只看泰姬陵不拜甘地陵，於我是不可思議的失誤。
甘地陵位於新德里東郊的木納河畔，是這位印度先賢1948年1月30日遇刺身亡後火化的地方。無論來自德里市區哪個方向，無論行囊里裝了哪國文化背景，軀體里裝了何等心情，即便你不了解這個人的經歷和歷史，你都會在接近甘地陵園時感受到優雅、整潔的凈身之妙，都會在陵園內接受寧靜、肅穆、聖潔的心靈洗禮。
為體驗一下舊時代的交通服務，我們分頭登上人力車。沒多久，兩輛人力車就相互走失在德里行人、牲畜、人力、機動車輛並行的大街上。我和齊越同車，無法判斷確切位置所在，我們只好提前捨棄人力車服務，在烈日烤曬下舉著遮陽傘，徒步擇路，走走停停。終於滿懷燥熱與疲憊，抵達目的地。
入口在前方出現，通道與陵園格局對稱而均整，四周綠茵盎然，曠廖清寂。尚未走近，敏感的齊越已經發出一聲驚嘆。地偏而心遠，這一方靜土，與擾攘的德里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立即將我們沉入清涼、幽靜之中。
甘地陵的佈局全然不同於遍布德里的中世紀伊斯蘭建築。如果說泰姬陵是人類恢宏和華麗的典範，是感性層面世俗器物的最高象徵，那麼甘地陵是人類簡潔和素雅的典範，是理性層面精神道德的象徵。
甘地陵由幾個部分組成。從中心向外依次是祭壇、草坪、長廊和外圍草坡。
祭壇是主體。黑白色調，嚴格對稱、簡潔莊重。一個方形的黑色大理石，高約一米長寬約三米，離地面半尺，平置於甘地倒下去的青色石板地面之上。正後方，一座燈柱立地而起，上端的燈罩裡燃著常年不息的火焰。正前方，一座小型青石祭龕沉地而落，上面供着一個小型香爐。祭壇四圍是四座半人高的白色玉石矮牆。祭壇整體黑白色調，嚴格對稱、簡潔典雅。
圖2：坐落於新德里東郊的木納河畔的甘地陵祭壇。易崴攝於2009年6月18日。
玉石矮牆外圍，目力所及一概是綠色的草坪，點綴以佈局勻稱的低矮冠狀樹木（不知名），草坪間有八條小徑，暖色石磚砌成，分別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蜿蜒而來，統統通往中央的祭壇。向八面延伸的草坪是祭壇的綠色肢體，暖色小徑是肢體上優雅的曲線。
草坪外圍是暖色石頭磚砌成的長廊。長廊環繞草坪一周，直跨陵園四座大門，入園的遊人可循廊繞行，觀看刻於牆上的文字，領教甘地精神遺產和生平事蹟，或可經草坪直奔祭壇祭奠膜拜。長廊封頂。頂部，生機盎然的綠色植物垂蓋着長廊的粉色磚牆，優雅秀美，一如陵園主體的溫馨披肩。封頂的長廊上端，是遊人另一道祭行通道。環壇繞行，居高臨下，祭壇、草坪和整個陵園盡收眼底，可以直接領略陵園簡潔、樸素、莊嚴的風格。
甘地說，“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息”。甘地不屑於服飾，只穿一道纏腰布。甘地親近自然萬物，拒絕人類醫藥、並禁肉食、遠色欲。甘地一生奉行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毫無疑問，這座陵園的風格是甘地意志的象徵。
置身於這樣的場所，心不可能不為之震動。
按照一般概念，甘地的祭壇簡單到可稱為“無字壇”：沒有死者姓名，沒有生卒年月，沒有死亡原因，沒有墓誌銘。
雖然一無甘地在世時的任何信息，墓碑正前方卻刻有銘文，以金色不銹鋼嵌在黑色大理石祭壇的正面。文是印度文，字是兩個字，沒有標點：
“Hē Ram”。
英文可譯為“Oh God”（“哦神”），中文可譯為“哦天”。
這是甘地被刺臨終前，望著兇手發出的話語。這兩個字如詩如咒，終結了甘地艱難孤獨的一生，凝聚了他生活的野蠻時代的人類悲情，成為甘地留給人類的深奧的信息和神秘的告白。
1947年8月14日子夜，印度宣布獨立，狂歡的印度頓成不夜之國。為此一歷史性時刻竭誠盡力的甘地卻沒有出現在慶典上。這位年屆八旬的耄耋老者，在加爾各達的貧民窟裡一如既往地紡紗織布。
深邃的星空籠罩着他坐下的席子，還有他的身軀，那席子是椰子樹葉編織而成，他的身軀瘦骨嶙峋。
圖3：甘地經常絕食抗議，瘦骨嶙峋。
紡車搖曳，吱吱扭扭，重複吟告着只有漫漫長夜能聽懂的悲憫和憂傷。獨對巴基斯坦的分離和暴力前景，淚水從甘地瘦窄的面頰垂落。他喃喃有聲，為失敗祈禱。聆聽他的，仍然是那本翻舊了的《薄伽梵歌》，陪伴他的，仍然只有他那副老花眼鏡。
此後他拖著羸弱之軀走訪爭端地區，堅持對巴基斯坦實行人道關注。他絕望地表示：如果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不能建立和平，他不希望繼續活下去。如同符咒，此語即出，他被印度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刺殺了。
倒下去那一刻，他努力抬起頭，望著兇手長嘆一聲“哦天”。那不啻為他畢生祈願和平的結束語。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古今中外幾乎所有著名人物，如果有墓，必是碑座豎立。但甘地的墓是臥式的。卻又不盡然同於躺臥地面的臥碑，而是整體托出地面，呈然平現。其狀恰如一個供奉祭品的祭壇。
……是的，憑視覺和直覺，我已將甘地陵的主體部分認同為“祭壇”了。壇，作為供奉祭品的所在，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蘊含宗教意味。甘地陵的主體設計為一個芳草地中的祭壇，甘地的祭壇，甘地品格與精神的寫照：祭壇低矮，無需仰視，平視都不成，只能俯視。若沿圍牆頂端繞行，整個陵園更在俯瞰中盡收眼底。所以，這祭壇是甘地謙卑與和平人格的象徵。此外，將這祭壇置於甘地屍體火化的位置，等於對他一生自我祭獻的追認。所以，這祭壇不僅是甘地謙卑與和平的人格象徵，更是甘地犧牲與奉獻精神的象徵。而那一聲臨終的驚嘆“哦天”，發自心魂，簡潔、天成、深刻，寓意無限，刻在他的祭壇側立面，是他一生思想和情感的神來之筆。
在長廊出入口處的牆壁上，刻著聖雄甘地早年對人類社會罪惡的經典描述。這些罪惡至今是人類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無法治愈的癌腫：
無原則的政治( 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
不勞而獲的財富( Wealth without work )；
無良知的享樂( 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
無品行的知識( 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
無道德的商業( 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 ；
無人性的科學(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 ；
無祭獻的敬拜( 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
甘地對人類罪性和社會黑暗的認知如此深入，他的智慧並不比任何一個政治家或哲人淺，可是人們究竟了解甘地有多深？
相對於那些堅持不懈地提名甘地獲獎的人們，愛因斯坦早在1931年那個漆黑年代的前夜，就發現了甘地的非同尋常。甘地為抗議英國鹽稅而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步行到海的行動。這一行動取得了勝利。幾個月後的9月27日，愛因斯坦托甘地的友人给從未謀面的甘地寫了一封信，稱他為“尊敬的甘地先生”，並在這一稱呼之後，加了一個感嘆號！接下來，他在正文中表達了對甘地的欽佩：
“您的努力，表達了非暴力成功的可能、甚至與那些沒有放棄使用暴力手段的人合作之成功的可能。我們希望您的榜樣可以遠播到您的國度之外，將有助於建立一種獲得普遍尊重的國際性權威，並以此作出決斷，並取代戰爭衝突。”
愛因斯坦並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夠與甘地見面。
20天之後，人在倫敦的甘地給愛因斯坦回复，稱愛因斯坦為“親愛的朋友”。他說：“我欣喜地接到您通過桑達拉姆送來的美妙信函。我的工作獲得您的贊同是我巨大的寬慰。我確實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在印度我的修行處會面。”
甘地去世多年之後，關於愛因斯坦對甘地的評論，人們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儲藏的愛因斯坦檔案裡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在一張愛因斯坦的數學手稿的下半頁，愛因斯坦用德文寫下了他對甘地的評價。這一次，愛因斯坦借泰戈爾對甘地的稱呼，稱甘地為“聖雄”（Mahatma）：
“聖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是罕見的。他發明了一種嶄新的、仁慈的方式來消解被壓迫國家的戰爭,並以極大的能量和熱情實踐它。而這一對於整個文明世界的人類自覺意識的道德感召力，將可能比我們這個高估野蠻暴力的時代所看到的要更加持久。……”
圖4：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愛因斯坦檔案裡發現的愛因斯坦一頁數學手稿。下半頁是愛因斯坦手書的對甘地的評價。
愛因斯坦在一次英文演說中還表示：“我相信甘地的見解對於所有我們時代的所有政治家都深具啟迪性。我們應當以甘地的精神努力做事：不為實現我們的理想而使用暴力進行奮鬥，此外，不參與你確認的任何邪惡的事物。”
作為人類的良知和国际性知识分子，愛因斯坦在上世紀人類所有重大國際事務上，始終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早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初、二战爆发前十二年，爱因斯坦就劈開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的狂浪，洞悉“希特勒正在通过战争达到目的”。文明世界对德国现代野蛮人的反應相當消極，愛因斯坦對此發出叹息。但是在此之前，愛因斯坦就在印度的貧民窟裡，在印度人民對英帝國主義的不合作運動中，發現了甘地非凡的存在。他對甘地的高度評價在西方世界無出其右。不过，囿於国际局勢的沉重壓力和扭转危局的需要，愛因斯坦眼睛裡，甘地的非暴力只是民權運動的一種手段和一種政治鬥爭工具。然而，對甘地深有研究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編輯奧義溫德•圖耐森則認為：“當他在印度的眾多民族主義追隨者將非暴力用于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主要策略和政治手段時，甘地的非暴力是他的原則和理想。（“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 , 1998-2000,1 December 1999。）
得甘地精神真傳的除了印度本土文學巨匠泰戈爾，就是本世紀的東方藏人，十四世達賴喇嘛。
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頂長廊也是這座陵園的圍牆。圍牆之外，是更為寬闊的長滿綠草的坪坡。達賴喇嘛曾經站在這綠草坪坡上，面對甘地祭壇，感受到甘地偉大靈魂的感召，並在那裡發願：要終生奉行非暴力原则，為西藏爭取公義與和平。
圖5：優雅、簡潔、肅穆的甘地陵。易崴攝於2009年6月18日。
那年是1956年。達賴喇嘛21歲。他首次訪問印度，抵達後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園。
1950年，中國軍隊入侵西藏。中國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氣宣布要“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因為這些帝國主義勢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於奴役和痛苦的深淵”。這是中國中央政府擬定、藏人被迫簽署的《十七條協議》中的內容。而當時的西藏只有六名歐洲“帝國主義分子”，全部是戰爭期間從印度英國俘虜營裡逃出來的難民：一個英國傳教士、兩個英國籍無線發報員，還有兩個奧地利人和一個白俄。當達賴喇嘛首次從北京的廣播中聽到他們必須簽署的《十七條協議》時， 他痛苦地回憶起一個事實：“自從1912年驅逐最後一批中國軍隊之後，西藏根本就沒有任何外國勢力了。”（達賴喇嘛回憶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五章“入侵” 。丁一夫譯）由於藏人的超現實主義價值觀和對現世權力的淡漠，也因為西藏總共只有八千五百人的官兵，不是用來阻擋旅行者非法入境並兼任警察的，藏人對入侵抱著痛苦的態度，除了少數地區發生抵抗，並未真正起而造反。宗教是藏人的生命線，只要能在寺廟裡供奉他們的神祗，這個民族可以忍受各種苦難。
相對於大軍入侵，藏人真正的“奴役和痛苦的深淵”，始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達賴喇嘛回憶說：
“中共宣稱他們是來保護人民的，並且許諾人民宗教自由。然而同時卻開始系統性地壓制、摧殘宗教生活”，“並且要把西藏改造成共產主義社會”。
藏人先在軍隊佔領下退守精神家園，後再在七千座寺廟廢墟上，失去精神家園。他們走投無路。1950年中共軍隊入侵西藏，遲至9年之後，達賴喇嘛才離開西藏逃亡印度，大批藏人才開始出逃。而大批藏人並不是直接追隨達賴喇嘛出逃的——虽然國際媒體曾疾風暴雨般报道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但一切消息都被中共封锁了。大部分藏人如單巴一家那樣，離開家鄉是出於生活走投無路，卻並不知道他們的達賴喇嘛已經人在印度。如果知道，出逃的就不只十萬了。有見識的西藏問題學者、專家和分析家認定：西藏與中國真正離心離德，始於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這個不能須臾離開信仰的民族被剝奪了信仰權利。
早在軍隊入侵之前，西藏就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拋棄了。面對西藏國民大會發出的緊急求援呼籲，英國表示愛莫能助；美國更進一步，拒絕接待西藏求援代表團；印度政府則建議西藏放棄抵抗。最後最沉重的打擊來自聯合國，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作出決定，對西藏問題不予考慮。
西藏走投無路。“藏東的人民正被逼入野蠻境地。中藏的人民越來越決心訴諸暴力。” 達賴喇嘛回憶說：“到目前為止，我為了和平解決問題的努力一無所獲。對於負責任的政府而言，籌備委員會不過是個笑話。我看不出我的努力未來會有成功的希望。”
作為西藏政教合一的領袖，他面臨一個巨大的抉擇：要麼支持藏人的暴力反抗，領導藏人爭取公義；要麼反對藏人暴力行為，失去藏人對他作為世俗領袖的信賴。達賴喇嘛對此後果看得十分清楚：
“我知道，中國人正在試圖削弱我的政治權力，而就我反對人民的暴力本能這點而言，我又是在幫助中國人摧毀人民對我的信任。”達賴喇嘛在不長的陳述中，將這種感覺陳述了兩次：
“更糟糕的是，我感到我正在失去對自己人民的控制。 ”
“ 我感覺到，我將無法長久制止他們了。”
達賴喇嘛寧肯失去人民對他作為政治領袖的信任，也要堅持非暴力的抗爭：
“暴力反抗不僅不實際，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是唯一的道德途徑。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深刻信仰，同時很明顯，也符合佛陀的教義。作為西藏的宗教領袖，我被約束着，必須堅守這一點。我們或許將會遭受侮辱，在一段時期裡，大多數我們務必珍視的遺產或許將會喪失殆盡，倘若如此，忍辱必定是我們的命運。對這點我毫不懷疑。”
死守善道，忍辱負重，不計成敗，躬行不餒，寵辱不驚。這不是政治家的智慧，這卻是人類的高貴精神所在。這是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精神領袖的本質特徵之一，這也是藏人可以奴役，不可征服的理由。這是生命值得讚美的意義所在。就在達賴喇嘛準備帶領世界的棄兒——藏人踏上自我救贖之路的時候，他領受天意一般，接到了印度宗教界的邀請，站在了甘地祭壇的草坪上。那是他生平首次踏上印度土地，那也是釋迦摩尼兩千五百年的誕辰日前夕。在人類於黑暗中祈求和平、祭獻自身的聖壇前，他與另一個偉大的靈魂溝通：
“長滿綠草的斜坡傾向亞木納河。我站在草地上祈禱，心裡深深感動。我感到我正面對一個高貴的靈魂，一位生前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的靈魂。這個人致力於保存印度與人類的精神，至死方休。這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和平與人類和諧相處的真正信仰者。我站在那裡時，心裡想著，假如聖雄活著，他將會給我什麼樣的智慧忠告。我堅信他會將自己的全部精神與人格投入到為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的和平運動中去。
我的內心湧動著極其強烈的願望，真希望今生今世有幸與他相會。我站在這裡，感到與他十分接近。我感到他會始終告誡我堅守和平之路。對於他宣揚和實行的非暴力思想，過去和現在我都會堅定不移地信仰。此刻，我的決心更加堅定，無論將遇到什麼樣的艱難，我都要遵循他的教導。我比以往任何時侯都堅定地決定，我永遠不會與暴力相關。”（《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達賴喇嘛的佛教不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也不是消極避世的廟堂木魚，卻與加爾文主義基督教原則相似，是積極入世，干預現實、內外雙修的宗教。他曾經數次與基督教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伯特•倫西（Robert Runcie）暢談宗教的社會功能，共同認為政教有交叉混合之處，就是宗教有責任為人道主義服務，“宗教不應忽視現實。宗教人士僅僅祈禱是不夠的。相反，他們在道義上有義務貢獻一切來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流亡中的自由》）達賴喇嘛厭惡政治，一生追求清淨事佛，但是他奔走世界各地，會見各國元首，從未停止過自己出訪的腳步。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對現實的干預嚴格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他不是不知道有多少藏人被殺，據西藏反抗游擊運動所繳獲的中共軍方文件記載，僅從1959年3月到1960年9月，即達賴喇嘛出走前後，拉薩被殺的藏人就達8萬7千人。世界上不會有人比達賴喇嘛對自己同胞的苦難更感同身受，不會有人比他更理解其子民反抗的意志、更贊同他們寧死不屈的勇氣和對西藏的愛，但是達賴喇嘛從不贊同他們暴烈的行動，他寧肯失去他們的信任，也要以“對他們產生作用的唯一方法”“作出一個個人的呼籲”。60年代，遠在印度，他在一些藏民武力抗暴的時候，曾把自己的錄音設法傳遞給西藏的游擊戰士，告訴他們放下武器，停止戰鬥。此後，達賴喇嘛為了“很多人感覺他們遭到了背叛”，甚至“有幾個領袖割斷了自己的喉管而不願離開”感到非常難過。與甘地一樣，非暴力，和平主義、人道關懷，是達賴喇嘛信仰的一部分，而絕非一種爭取大多數同情、哀兵必勝的政治策略。關於這一點，慢說中國政府官員不能相信，就是擁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若沒有同等信仰，同等神性，也不能理解。
1989年，中國以自身的血色迎來東歐世界黎明的時候，達賴喇嘛近40年拯救西藏文化、宗教的和平努力贏得了世界的尊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198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達賴喇嘛，表彰他“在爭取西藏自由的奮鬥中始終如一地反對使用暴力。為保存他的人民的歷史與文化遺產，而代之以在寬容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倡導和平解決問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並認為，達賴喇嘛對人類的貢獻在於，他“從對一切生命的一種偉大的尊重出發，並在對所有人類以及自然的普遍責任的概念基礎上，發展了他的和平主義哲學”。
圖6：1989年12月10日，達賴喇嘛在挪威奧斯陸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獎章和獎狀。轉自諾貝爾獎委員會官方網站。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埃格•阿爾維克（Egil Aarvik）的頒獎詞表明，除了中國，世界都看到了達賴喇嘛的和平努力。他說：
“自從1959年達賴喇嘛就與他的成千上萬流亡印度的他的同胞一起，居住在組織化的社區裡。這並非世界上第一個流亡社區，但卻是第一個和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武力行為的流亡社區。考慮到被佔領期間西藏人民的痛苦，這種非暴力方針更加值得 注意。達賴喇嘛的反應一直是建議和平解決問題。這將長久地滿足中國人的利益。要舉出任何歷史上的一個少數民族維護自己權益的例子是困難的。沒有人像達賴喇嘛那樣，對對手採用調和的、協作的態度。”
阿爾維克在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委婉地表達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未曾授予甘地此獎的遺憾，同時以微妙的言辭強調了頒獎現場的委員會成員並非50年前的委員會。最重要的是，在將達賴喇嘛與甘地的比較中，阿爾維克用了舉世公認的對甘地尊稱——“聖雄”，稱這位聖雄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和平事業領導者”，並表示本年度此獎，也“部分地表達對聖雄甘地的紀念”。以此，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了卻了他們耿耿於懷半個世紀的心願，並終於為他們的歷史性錯誤雪了恥。
確如阿爾維克主席頒獎詞中指出的，達賴喇嘛將自己看作是甘地精神的繼承者，在自己的書面答獎辭中，他視甘地為自己和其他人的導師：“甘地的榜樣是我們許多人的精神源泉”。
半個世紀以來，達賴喇嘛流亡在甘地的故鄉，並在這裡建立了西藏流亡者最大的社區和流亡政府，毫無疑問，在眾多的甘地追隨者中，達賴喇嘛是甘地精神最直接、最忠實、最偉大的繼承人。上個世紀48年甘地被刺，49年中國易幟，50年中共軍隊入侵西藏，59年達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們流亡印度。89年那一年，中國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和一百年黎明前的黑暗中，再度失去文明轉型的機會，流亡的西藏則徹底浮出中國巨大的陰影，更多地獲得世界的認可和支持。1948年那頂遺失在印度的桂冠，從甘地祭壇的上空飄落，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主人。
達賴喇嘛實行民族自救的環境雖然不及甘地民族獨立的環境復雜，但是達賴喇嘛的對手，卻比大英帝國更野蠻、專斷而無情。達賴喇嘛雖然獲得了那頂飄逝在甘地祭壇上的桂冠(以及世界各地各國八十多項獎)，但是他未必比甘地更幸運：有生之年，他未必能夠看見西藏獲得自由，臨終之際，他也未必能回到自己自由的故鄉。因為他把西藏命運背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沒有功利層面上人生的榮華富貴和安逸泰祥。然而這一切個人榮辱對於達賴喇嘛而言並不重要。世世代代達賴喇嘛轉世往生，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普渡眾生，解救苦難。從佛教觀點看，他們是來到人世間的“道成肉身”，傳播宇宙之愛，人類大同，生命之平等尊嚴是他們到此世間的唯一使命。十四世達賴喇嘛身在五行中，意在三界外，他的生命植根於宇宙之永恆存在而不是人生十數載的時空，而且他的精神人格也是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一位，他心中惦念著西藏的苦難和人類的缺憾，他何以可能不高貴超聖而謙卑絕俗？
華氏103度，烈日當頭，熱浪滾滾，這個炎熱的印度六月天，幾乎要把所有歷史沉思都蒸發掉。我們在甘地祭壇前祭拜鞠躬、肅立留影，在達賴喇嘛與甘地靈魂相遇的草坪上，借著樹蔭席地而坐，心中充溢著一片悲聖悠遠的清涼之意。優雅和莊嚴，淨土和聖壇，在廣廈毗連、笙歌達旦的中國已經絕跡，同樣面對奴役，中國的苦難正在孕育的究竟是另一個帝國暴君？還是另一個布衣甘地？
初稿：2009年6月9日-19日達蘭薩拉之行途中
修正稿：2010年6月15日華盛頓
原载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