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國樑
太陽花因有一些人將整場暴動寫上了一些冠冕的標語，例如將雨果的那句名言寫在議場外，或是一群大學教授在外頭上一些民主情境課程，讓它有了一種莫名的高貴的身分。
就參與過那場運動的年輕人的整體素質而言，譬如，太陽花女王與雞排妹等，以及偌大的自四面湧來、又迅即散去的所謂數十萬反服貿遊行的那一群人，其實是十分低落的，他們絕大多數只是被十分炫麗而迷亂的標語所吸引，以及被年輕身軀內的叛迷性格所驅動，實際上他們的意識裡，對於究竟整場運動的內在思維，以及運動可能將對他們自身的命運造成的無可挽回的影響，是懵然無知的。
然而，年輕無疑就是人類生命最為豐盛的時期，它所散發的氣息與魅力，自然是其他任何群體難以匹敵的，一場以年輕世代為主體的太陽花運動，自然就被包裹上無可質疑的正當性，甚至是神聖性。
人們看到彷彿一整個世代都在反對一個東西，直覺而簡單結論即是：他們在底層潛流了很久之後，終於在一個歷史時刻爆發了出來，而他們正代表著一個全新的思維與觀點，年輕本身就是一種神秘的物質，是一切改變的思潮的提供者，他們勢必擁有絕對正確、深刻的時代洞燭。
然而，從長遠的歷史中無數的例證可以察覺，推動歷史轉向的從來不是一整個運動的整群人，而是少數的個人，但這裡頭的少數人，並不一定是年輕人。
作為一個降生的人子，耶穌是年輕人，但作為一個教師，蘇格拉底卻早已不年輕了。
事實上，一整群的人，特別是在一場運動裡的群眾，往往是一群被蠱惑的傀儡，他們其實是沒有思維的。
許多的神聖性都是被一些歷史研究者所冠上去的。法國大革命攻入巴士底獄的群眾，後來看來幾乎只是因為他們被國王所僱用的外國軍隊所激怒，是因為他們太過饑餓所致，而不是他們的腦海裡擁有著什麼高貴的思想。
米什萊將法國大革命的的群眾美化為一整群人受到了美好的召喚，在心靈中都共同響起了一聲號召，於是共同響應這個迴蕩於胸中的聲音，而去占領巴士底獄，營救出被監禁的一些政治犯，完全是一種學術上的造假。
他將那群群眾改寫為受到了盧梭的召喚，腦中都早已寫進了人權宣言的高貴的民主信仰者。
然而，在泰納的「現代法國的起源」裡，法國大革命的群眾，只不過是一群瘋狂而激情的暴民。因為，在那個奇異的時刻，法國其實是進入了集體的病態，他以大眾精神病理學的角度，認定這個瘋狂是因為整個法國陷入了亢進的返祖現象。
唯有如此才可能解釋後來的大屠殺，那些群眾甚至將一些貴族的心臟挖出來吃掉，有人，譬如一個少校被分屍。
但畢竟法國大革命仍有國民議會，亦即一群真正的菁英，寫出了人權宣言，將整個政治的演進，賦予了它可以為後人稱頌的內涵，否則，它不會成為大革命，而將是一場殘忍的暴亂。
太陽花沒有人權宣言，它最終將會被記載成一場莫名的騷動，藉著它，台灣的衰敗命運，就如此被確定下來了。
PS. 反年金改革的那些退休公務人員，素質比太陽花高得多了，但他們沒有高貴的口號，最重要的，他們都是老人，也就只能默默承受那些憎恨的眼光，以及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