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您不知道在中国对日本的8年抗战当中，除了真枪实弹血淋淋的战争之外，日本人还制造大量的伪钞，企图以破坏中国「经济秩序」与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快速达成占领中国的最后目的。从1935年冬天开始，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军印制伪造的中华民国法币高达40多亿元，另外被掠夺的黄金、白银、铜…等贵重金属与中国的宝物与古董更是不计其数。战败的日本得到中国人－以德报怨－动员全国之力，运送百万日本战俘回家－当时总共使用了3亿3,000万美金来运送日本战俘，整个2次大战期间美国对中华民国全部的美援在账目上的数字只有10亿美金，而运送日本侨民返国就花费了1/3的美援；而日本留给中国的却是－遍地的饥民饿蜉、残破家园、以及即将面临财政破产的恶性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逊（Paul A Samuelson）把通货膨膨依程度不同分成3类；第一类是温和性通膨（Low inflation），指的是物价涨幅每年在10％以下，仍属可预测者。第二类称为急剧性通膨（Galloping inflation），指的是物价每年涨20％、100％以2位数或3位数速度飙涨者。第三类为恶性通膨（Hyper inflation）指的是物价每年以百分之一百万甚至百分之十亿的速度持续上涨，终至经济崩溃者。
按照这个标准，1948年的中国经济后期几乎已陷入「恶性通膨」的局面，这当然不只因为日本人所制的伪币而已，这其中还包含了8年抗战中的所有损失、以及在抗战之后接着而来的－国共内战，国民政府也就在战事失利、国家经济崩溃的情况之下，最后只得转进撤退至台湾。
当然不只日本人这样做，在1936年德国纳粹也曾命令集中营中的犯人大量伪造敌对国家的货币，希望以此来破坏英国的经济。
清末民初 币制混乱
1911年中华民国肇建之初，整个中国刚刚经历过革命战争与政权转移，不但社会秩序尚未完全重建，就连金融市场、币制及货币流通也都出现十分混乱的局面。所以民间社会基本上仍就是沿袭清末的货币制度－以白银为主要商业流通货币。只是自清代中叶开始，随着外国银圆流入，民间也开始交易与流通这些外国银圆，以致于当时全中国通行的钱币（银元）多达十几种，其中主要流通的外国银元有－站人、鹰洋、本洋（由于墨西哥是当时世界产银最多的国家，因此本洋和鹰洋都在墨西哥铸造）…等；本国银元则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各种龙洋和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由于市面上通行的银元种类繁多，各地钱庄可以透过人为的手段调整各种银元的汇价，好藉此牟利，不仅使一般老百姓遭受许多无谓的经济损失，而且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更严重阻碍各地的经济交流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
北洋政府为了整顿币制，统一全国通行的银币，于1913年春开始筹划币制改革，后于1914年2月，颁布了《国币条例》13条，决定实行「银本位制度」。《国币条例》中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一圆银币用数无限制」，即以一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贷币。
根据这一规定，于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后由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因此被大家俗称为「袁头币」或「袁大头」。这种新银币，式样新颖，形制统一….所以发行以后，老百姓乐于使用，不论通商口岸及内地，均能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行。「袁头币」在各地顺利发行流通后，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取代了清末各省所铸银元－龙洋的地位，因此北洋政府在1915年8月取消了龙洋行市。在清帝逊位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大清银行也改名称为－中国银行。1912年12月，中华民国财政部呈准由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也明确定义兑换券的使用规定：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缴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以及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皆一律通用，不得拒收及折扣、贴水，并按券内地名，由各地中国银行随时兑现。根据当时财政部于1913年4月新订的《中国银行则例》规定，该行享有代理国库，经理和募集公债，特准发行钞票，铸造银币等权力，因此中国银行在当时就已经具备有如现在中央银行（国家银行）的性质与功能。当时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银圆票有壹圆、伍圆、拾元、贰拾元…等，自1914年北洋政府铸造发行「袁头币」之后，也同时发行有票面印明「兑付国库」字样的钞票。中国银行还曾发行铜元票，由该行北京、河南、南京、江西、张家口等分行发行，1918年后，即逐渐并于各地的平市官钱局发行。另外清末创立的交通银行，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被纳入北洋政府交通部管理，仍然继续保有发行钞票的权利。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14年3月另颁《交通银行则例》，规定该行不仅可以管理－路、电、邮、航4项国家建设的款项之外，并获得「受政府之委托经理国库」、「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等，因而也成为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银行。而交通银行除继续发行钞票外，还获得与中国银行分理国库权利，即中、交两行大致按七三比例处理，中国银行占7成，交通银行占3成。因此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这两个银行就成为当时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
但是整个中国当时除了北洋政府有发行货币之外，各地方银行及一些旧式的官银钱号仍与清末一样，皆继续自行发行各种纸币。…………….由于纸币滥印滥发的结果，一定会使得货币价格下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就是－物价上涨。各类地方纸币实质价值大大缩水，平均市价仅为发行面额的70％左右，不少地方的纸币期票面价值甚至只有发行面额的一半。
北洋政府虽然想要好好整顿这些纸钞发行的乱象。因此在1915年10月公布了《取缔纸币条例》，但条例公布之后并未收到很大效果，只有少数商业银行（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等）暂时停止发行纸钞或是减少发行量，不然就是领用中国银行兑换券代为发行。大多数位于各省的官银钱号仍旧不受中央政府法令限制的继续滥发纸钞。
整体来说－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纸币都是银行兑换券性质，发行数额都不大，…….市场的信用度与流通情况比起地方银号好很多。但是到了1915 年，因为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整个筹备费用超过2,000万元，再加上各地风起云涌的讨袁战争，北洋政府为镇压各地的起义行动，除了军费支出暴增，也因反对的人相当多，使得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来源断绝，于是整个北洋政府的所有开支均变成由中国、交通两行先行垫款。到了1915年底，中国银行垫款已达1,204万元，交通银行的垫款则高达4,750万元，这么高的垫款数额，遂使得国库空虚，两个银行的现银准备金也被提取一空， 也因为对政府的垫款增加，两家银行只好不断的增印纸币（兑换券）；就经济学理论来说：当钱印多了，自然就不值钱了，在实际的状况下也是如此。人们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信心动摇，于是在1916年3、4月间发生了挤兑风潮。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同年5月12日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宣布中国、交通两行暂行停止兑现，禁止任何人提取现金，两行所存的现金准备一律封存。
对于这个停止兑换现金的命令，非京津地区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并没有全部执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决定抵制停兑令，继续保持兑现（限于兑现上海本行的纸币）。上海分行在5月12日当天就发生了挤兑人潮，总共被挤兑了4天，整个杭内现今被提了超过80％。到16日，上海中国银行的挤兑风潮终于平息，由于这次停止汇兑的地区－主要发生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故称为「京钞风潮」。
当停兑令发布以后，京津地区除了涌现挤兑人潮之外，市面上流通的现银也被投机商人大量的囤积，致使在市面上完全看不到现银流通，货币不值钱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物价了，整个食粮价格上涨了2成以上。而火上加油的是－为因应纸钞的贬值与无价化，隶属于北洋政府的各种行政机关还率先拒收纸钞，只收现银。像交通部便下令对部分铁路运费按等级收取现银、接着是买火车票、邮票、发电报皆收现洋，而不收钞票，或是只收由交通银行所发行的纸钞，但是不收中国银行所发行的纸钞，……隶省财政厅也下令拒收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两行钞票缴纳的税款－只收现银。一般的民间工商业界则是在停兑令发布后的3星期，也开始拒用纸钞。这样也让民营的银票钱庄可以藉此套利－公然变动两行纸币行市，大发国难财，京钞市价常在其发行面额的7折至9折之间，最低时至5、6折，甚至只有4折。
北洋政府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在利用1917年借当时庚子赔款展延的机会，以该项延期赔款为基金；另外再发行利息六厘的长、短期公债两种，以公债来兑换京钞，……….不愿购买公债的所有人，可以分别向北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换取定期存单。又在1920年以海关盈余为担保，发行金融短期公债，将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全部收回。经历4、5年之久的「京钞风潮」，便由此而划下句点。
其实在此之前北洋政府在1918年也公布了《金券条例》，预备实行金本位制，因国库中没有发行准备，计划因此落空。
1927年蒋介石率领的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全中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于是开始逐步施行财政改革，计划最初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负责推行。首先是废两改元，其次是统一铸币，废除厘金，改革税制，加收营业税，扩增中央银行…等。针对货币统一管理的部分，最先实施的步骤是透过行政命令，以官股入股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将这两家完全纳为国有（原先已是官方开办的银行，已是半官办）。加上国民政府原有之中央银行，国民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当时中国的公营银行。只是当时中国的税收并不敷整个中央政府的支出，全国的税收来源只有－关税、盐税、统税…，每年的财政缺口都高达1亿元以上，短缺不足的部份不是向国外举债、不然就只有靠发行公债来支应，但随着公债发行量愈来愈大，中央政府也愈来愈难借到钱了。在捉襟见肘的窘况之下，宋子文不得不于1933年10月辞去财政部长之职，后由孔祥熙接任。
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之后，立即施行一连串财政改革措施。最主要就是－整理全国田赋、改革税制－开征个人所得税、废除苛捐杂税、编制地方预算、成立中央信托局…。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就是推动法币…的发行、另外就是将国家货币的发行权交还给中央银行；在现代「货币经济」社会当中，一国央行发行的货币，有3项基本功能，即作为计价的单位、交易的媒介及价值储存的工具，所以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全国金融中心，负有调控全中国金融稳定的任务，也就是所谓的－「银行中的银行」，不过中央银行要想达成任务，就必须要独占发行（国币）和集中准备（国家所有黄金、白银、外汇）；就因为中央银行能「独占发行（国币）」才有能力调控全国货币的总量，实施集中准备（国家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才可以巩固货币的信用；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国家货币－法币的发行是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4家银行共同发行，一直延宕到抗战中期才将任务交还给中央银行。
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最早是在1924年由宋子文领头筹办在广东成立的，到了北伐完成，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央银行条例》，1928年10月公布《中央银行章程》，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到了1929年，股市大崩盘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现象。美国为解决此一经济困境，也为了将美金从金本位制中解救出来（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改采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国会在1933年3月9日通过一项法案－「为现有全国银行危机与其他问题纾困」，赋予罗斯福总统防止黄金被「囤积」的权力，因此一个月后罗斯福总统宣布黄金国有化政策，从市场上收回大量的黄金，利用变动黄金的价值来增印纸钞，到了1934年罗斯福总又颁布了另一项法案－「白银购买法（Silver Purchase Act）」，宣布－白银国有化，藉以改善美国大恐慌后的货币问题，美国人除了依法可以保留部分银饰与艺术品之外，多余的部份均需交给国库，政府同时收回市面上流通的银币（平均每年购买白银约2,442多万盎司），同时以其他低价金属硬币代替银币，但美国的货币改革却影响中国，这个行动造成国际银价高涨（到1963年法案撤销为止，美国政府总购收购了32亿盎斯的白银）。中国当时为第3大银本位国家（中国在1910～1935年实行银本位制），因为这个缘故也出现大量白银外流（大多流向美国－也就是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通货收缩的现象，最后导致利率急速上升，部分银行钱庄因此倒闭，银本位制摇摇欲坠。
于是货币改革成为国家理财当务之急。英国政府判断，中国货币即将崩溃，因此打算积极介入中国的币制改革，好藉此控制中国经济。因此，英国派出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
为此国民政府在1935年9月公布了《中央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1935年11月2日，财政部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并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法定通货。1936年2月，国民政府又将豫、鄂、皖、赣4省的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农民银行，并公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从此中华民国政府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银币、生银、银锭、银块等。法币的价值基础不再是银本位，也没有规定含金量，是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法币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便士（与英镑挂勾），以白银运到伦敦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为发行准备，以维持法币的稳定，因此法币可以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5月，国民政府与美国财政部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确定将法币汇率转换成与美元汇率挂钩，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美国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换成美元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法币发行准备，以维持法币汇率。当时，存入英国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存入美国的法币准备金约有1.2亿美元。从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因为国际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恢复。「7‧7事变」之后，财政部设置「四联总处」，将发行法币的4家银行与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业务连接起来。到了1942年，国民政府将国币发行的责任与权力全部交还给中央银行，由于事权统一、外汇准备完善，整个法币的流通愈来愈广，地位也愈来愈稳固，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如－华东、华中、华北…等都占有主导地位，整个法币的成功施行，对于8年抗战期间中国的财政维持，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也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当然有利就有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仅仅就单一英国方面－就借款给中国超过1,000万英镑。……这也造成了中国往后在财政甚至外交上非常依赖英美的局面。另外中日全面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8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这是后话。
中日假币大战
虽然在20世纪初－国际货币的发行准备－已经由「银本位制度（Silver Standard）」转变为「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金本位制度逐渐崩解）」，但是白银仍旧被视为准货币，因此一个国家内－黄金与银的储备数量，可以作为这个国家货币（纸钞）发行数量的依据。因此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除了以其强大的武力与暴虐屠杀希望能迫使中国早一点投降之外，也使用各种经济手段来攻击中国，首先就是每当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挨家挨户抢夺金银首饰，或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等地设立黄金收买店，强制收购占领区内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金与银，要不然就是由各地伪政府所设的金融机构来吸存（收）中国百姓的金银硬币，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就在东北伪满洲国政府之下设立满洲采金公司，垄断整个黄金的开采。………….这些金银大部分被日本军阀拿去－换取外汇然后购买战略物资，以加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力量。
除了以武力的方式抢夺中国百姓的金银财宝之外，日军也在占领区内设立各种今融机构－银行，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在中国大陆扶持的伪政府为了控制金融，总共成立了「满洲中央银行」、「冀东银行」、「察南银行」、….等7家银行－日伪政府控制下的这些银行共发行纸币146种，金属铸币26种，最小面值1分，而最大的面值是中央储备银行1945年发行的10万元纸币。伪政府就透过这些银行发行沦陷区内的专用货币来抢占沦陷区的商业市场，同时搜刮在沦陷区内流通的国民政府法币，以「先利用后驱逐」的方针，大量发行不足值的货币，流通于各沦陷地区。但是将搜集到手的真法币转到上海等地向外国套取原本属于中国政府的大量外汇，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希望藉此瓦解整个中国的金融秩序。
为了对抗这样的情况，为保持法币的价值，国民政府除了先由国统区内的银行向民间收购黄金与白银之外，还严格禁止黄金与白银运出国统区域以外，以避免被运往沦陷区资敌，到了1939年8月29日，国民政府干脆宣布取缔黄金交易，与美国相同－实行黄金国有，并将全国分为10个大区，指定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在国民政府有效的统制区内设立623处的办事机构，以最快的速度收购黄金和白银，经过许多努力，当时国民政府手中大约拥有600多万两黄金，有了这些金银就可以当做国府货币－法币的发行依据。同时强化各种管理，打击与取缔不法投机商人。除了黄金与白银之外，国民政府对于国府所发行的金属辅币也采取了保护措施，避免其外流资敌，为此国府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犯论处。为了防止日本军阀以法币来套取外汇，国府干脆在1938年3月12日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下令－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种种严格的管制措施，使得日本军阀希望让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就因为无法击溃法币的价值和信誉，日本军阀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其所占领的－华东、华中…等地法币的驱逐，转而想出利用伪造法币的方式，除了可以制造通货膨胀与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之外，还可以侵蚀中国人对于法币的信赖，降低法币价值，藉此扩大日伪政府钱币的流通地区。
其实早在1935年冬天，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正式发行法币之际，日军就在其参谋本部以代号「杉工作」为名目，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指派在第7课工作有所谓「中国通」之称的山本宪藏大尉，主持伪造法币的计画。山本宪藏受命之后，立刻聘请许多「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政府的法币，除了希望能利用这些法币来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次序、削弱中国政府的抗战力量之外，还可以透过这些伪币来收买汉奸为日本军阀效命。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与研制，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11条计画实施纲要，为了测试法币的制造是否成功，日军决定先在上海放出伪造的法币。1939年11月，日军携带这些伪造的法币，在上海街头成功的购买物品，并未被人识破。但是当他们拿这些伪币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伪币太新，结果被识破，以致银行不愿意兑换。1940年2月，山本宪藏将所有新印刷好的伪钞在其表面施以污脏处理，然后再成捆的运出，之后转到一般民生市场上去购买物资，藉此洗钱，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计500万元伪法币被抛出。
到了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海域俘获一艘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由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的法币半成品，总共约有10余亿元，由于日本与德国同为2战的同盟国，于是日军从德国手中买了这批纸钞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府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各种印制材料，于是日军将全部的印钞设备和器材运至北京，此后，日本人所伪造的法币－不论是－纸张、墨色、甚至于印刷的机械…等都和已经迁都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之后，又在当地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场内又查获了大量中国法币的－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码守册…等。…..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军印制伪造法币高达40多亿元。
当然国府面对日本人大量伪造法币也不是毫无对策。国民政府当时就采取所谓的「以假对假」的策略。为了扰乱日本占领区内的金融秩序，国府便由军统局与美国及英国印制钞票的企业合作，在战时陪都重庆的歌乐山内秘密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印制厂，国府从美国购买印钞用的机器设备与所有纸张材料，并集合了「中国银行」印制厂的技术菁英，开始日夜赶工制作日本伪钞。由于当时日军在占领区内，发行的纸钞不只一种，因此军统府的间谍便透过策反的方式－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纸钞时，马上就可以从汪精卫伪政权汉奸周佛海处得到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送到重庆之后，便立刻在山洞里日夜赶印，印制完毕后立刻送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由于这些伪钞印刷精美－不管是纸张或是编码都与日本占领区内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就连日本印钞专家也难以辨别真伪，更何况是一般老百姓，因此透过这批伪钞国府轻而易举地从日本占领区内购买了大量战略物资－如黄金、棉纱、布匹…等回国府抗战基地，同时也破坏了日伪政权的金融市场，加速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另外日本不但伪造国府的法币，日军也伪造了共产党占领区－所谓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所使用的各种纸币。日军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假货币高达2、30种，印制完成的伪钞在透过汉奸假扮成商人或抗日份子，潜伏进入这些地区，然后不断各类物资，不但如此还派出伪装人员，在各种市集上以查禁假钞的名义，实际上做着－没收真币，推行假币的活动，让共产党的占领区内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防治这样的金融战争，共产党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假币行动，…..除了追查之外，还不断的加入各种防伪材料，藉此防制日本的仿制，或是不断更新重制纸钞，让日军无法及时仿造。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194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派船从日本运回被掠夺的铜币约109.8吨，银币约103吨，总共计价值达524.6万美元，比起被掠夺的损失来说，索回的只有一小部份而已。
只是中国最后虽然获得抗战胜利，但是整个国家的民生建设与经济力量几乎完全被破坏殆尽，除了不断增加的军费，再加上日本人伪制法币的伤害，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但是到了1944年12月，法币的发行总额（余额）已经高达1,890多亿元，增加约150倍之多，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法币的总发行量已高达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另外由于法币是委托美国印制，每个月为了要运送这些法币回到中国，就必须占用驼峰空运高达150吨，消耗约4,500加仑的汽油。1946年后更因国共内战，国民政府为支付作战所需的费用，法币的发行量便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3年期间增加超过1,000倍，是抗战前的47万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单单就1947年，从北京到上海中国各大城市内的物价帐幅超过6倍，由于百物狂涨，因此造成人心浮动，央行发行的钞票已经全然失去民众的信任，当时美联社评估法币的购买力是这样形容的：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买一头牛、1941年买一只猪、1943年买一只鸡、1945年买2条鱼、1947年只能买半盒火柴（可能还买不到）。作家茅盾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也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惟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为了控制通膨所引发的政治不安。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来稳定法币的价值，他抛售库存黄金来买回市场中流通的法币。但因为战事不断扩大，法币发行量仍在不停的增加。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另一次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法」，收回已发行的法币，规定金圆券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20亿元，且为让新、旧钞券能有兑换依据，规定1元金圆券可兑换300万元法币，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强制兑换成金圆券。
金圆券是在1948年8月20日开始发行，由于金圆券仓促发行，根本来不及印制新的钞票，就把1945年委托美国印制的库存新钞，就拿来当作金圆券重新发行（这些钞票分成：1元【蒋介石肖像】、5元、20元【林森肖像】、10元【蒋介石肖像】、50元【孙中山肖像】、100元【蒋介石及、林森肖像】），由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国府兵败如山倒，作为国府实质经济力量的金圆券自然就愈来愈不值钱，8月发行到了11月底，金圆券发行才短短两个多月，发行额已逼近20亿元上限，1948年11月11日，行政院修改金圆券发行法，取消发行上限，且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金圆券的价值即一泄千里，兑换比例从1美元兑换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元兑20金圆券。由于金圆券越来越没价值，数以万计民众宁愿紧握外币也不要金圆券，国民政府只好「饮鴆只血」－印制更多的金圆券，以致新出的金圆券面额不断攀高，最后竟然还发行面额100万元的大钞。但也因为币值快速贬值，仍不足交易所需，到1949年7月初，已经播迁广州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停发金圆券，改以银圆券替代。另外一个原因造成金圆券大幅贬值那就是，1947年蒋介石下野之前到1949年6月－国民党将储存在上海中央银行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大部分黄金（约99～240万两）、白银（约1亿3,000万两）、外汇（约7,000万美金）…分成两次转移到了台湾，没有了发行准备的金圆券，加上滥发－就形成了比旧法币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从此倒地不起，因此不得不在1949年7月3日停止发行。整个金圆券的发行时间历时仅10多个月，是中国历史上贬值速度最快的货币，整体贬值超过20,000万倍，统计显示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金圆券的发行量折合法币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上海的物价总指数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为36,366 ×1011。
继金圆券之后，当时已经退守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在1949年7月起改发行银元券，银圆券的全名是－银圆兑换券，国府是希望以旧有银本位的银圆取代价值已成废纸的金圆券。只是银圆券发行的同时，中国大陆正逐渐易手，国府部队仍不断的败退。银圆券随着局势，价值亦大幅贬值。最后在中国大陆被人民币所取代。
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另一章
根据美国专栏作家艾伦说：「…蒋总统十分清楚发行无储备金纸币的后果，因此，他设法向美国借了两亿五千万美金的黄金，来稳定他的货币，当时负责给中国拨付黄金的，是另一名苏俄间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Henry D.White；在《 胡适之 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证实－怀德的确是苏俄的间谍，原本渗透进美国财政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要设法使美国帮助稳定中国经济，才能持续抗战下去，因为俄国担心－如果中国接受调停而对日本投降，日本的武力就会从中国战场抽离，转而对付苏俄，只是没想到在国共内战时期，怀特却变成搞垮国府经济的推手之ㄧ）。在3年半期间内，怀特只拨给美国已答应蒋总统的两亿五千万美金中两千七百万美金。怀特使用并且协助制造每一项可信的官样文章，以及每一种可以想得出的拖延战术，不让国民政府得到它所需的援助。在历史上最难以令人相信的破坏行动中，和苏俄间谍怀特搭档的还有他在华府办公室的苏俄特务科艾（按；此人现在被认为是研究中共经济问题专家，据说在安排季辛吉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事上，他曾担任过重要的角色）及财政部驻重庆专员艾德勒。1945年，国会通过了第二次贷款。这次贷款5亿美元，但并没有一文钱送到中国。罪人又是那名苏俄间谍怀特。此时中国货币已经崩溃。中国法币与美元的汇价，从60：1，降为4,000：1」。(侯立朝 先生所著之－台湾经济望春风)
最后结果是－国军因美元武器援助停止及美国无知政客的政治干涉而失败，最后导致国府全面崩盘；反观中共则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俄国援助而获得最后胜利。
而更糟糕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人民银行」行长的冀朝鼎，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的他，当时就负责拟定国府的经济政策，由潜伏的中共间谍管理国家经济大政－『请鬼拿药单』－国府哪有不垮的道理。冀朝鼎早年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后加入共产党，1929年被共产国际派到美国，除了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还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之外，同时也继续攻读经济学，之后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1941年回国，经由同样是苏联间谍怀特的引见，先将其介绍给陈光甫，然后由陈再介绍给孔祥熙，之后就正式进入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担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同时也设计了许多打垮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1963年8月9日，冀朝鼎因病在北京逝世。临死前他自己坦言：「我这个共产党员，对党及毛泽东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国民党的法币、金圆券、银元券都打垮了。」
对此 顾翊群 教授在其所著之【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一书，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我国在20世纪建国大业所受到的三重打击厥为：第一、日本侵略；第二、苏俄培植中共之称兵作乱；第三、美国的白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