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牧晨
中共军队里有不少明智者正在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刘亚洲将军的许多论述就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再如最近罗援少将提出的问题也触及了军队的根本：
“—军事理论界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干扰了国防教育。现在理论界亟需解决三个问题：其一，马列主义的战争观是否过时了？战争还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其二，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否发生了变化，为使资本无限化、利润无限化而不择手段，还是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三，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否走对了？这“三问”不解决，国防教育就会无的放矢。”
试析以上问题：
1.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马列主义战争观”，就如同并不存在一个“马列主义”。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和任何其他人的学说一样，可能含有真理但绝不可能等于真理，他的许多谬论如同邪教主张更不可付诸实践。要拿他的学说来指导今天的工作，就好比拿孙子兵法来指导现代战争一样荒唐。问题不是马克思是否过时，而是中共用一个早已作古的洋先生来标榜自己的正确、来扼制活人的思想，这种愚民愚军的做法本身就不止荒唐而且暴露出中共军队的属性问题。
列宁作为一个热衷暴力的独裁者与马克思的距离何止千里。列宁的两大“功绩”一是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建立的民主政府，二是以血腥的掠夺杀戮建立起“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中共的确仿效了这样的列宁主义，来暴力颠覆了中华民国，建立起集奴隶主义专制、封建主义专制、法西斯专制之大成的共产专制政权，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首要功能就是镇压民众的反抗。用这样的列宁主义来指导镇压异议人士、镇压维权民众倒也通顺，但这是什么样的战争观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镇压中国人民军”,这可以作为指导理论摆上国防教育的台面吗？
战争是否有正义非正义的区别，过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进步；连带的下一个问题是：当战争的性质已经明了，军人应如何抉择自己的行动？是冲向天安门广场人群的坦克还是在莫斯科接受叶利钦指挥的坦克？
2.研究“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如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无限制地追求权力与财富，这不叫“帝国主义”而应归于极权主义。当一个极权主义的统治阶级控制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极权主义国家，其军队就是极权主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当然无法抉择为正义而战。
3.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漫长历程中，有如下几个里程碑：以“痞子运动”干扰了北伐，以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破坏了中华民国的建设和统一；以“保卫苏联”的军事行动策应了日寇入侵；以名为抗日、实为叛国、勾结外寇、打击国军的伎俩使中国抗日战争所受的创伤倍增；以最漂亮的民主自由口号和不惜任何手段与代价的内战夺取政权，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建立了另一个国家造成分裂；夺权后推翻了民主的承诺，展开大规模的长期的政治清洗和全面掠夺，消灭了自然阶级，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对全民无产无权阶级的绝对统治；在广大地区以武力镇压民众，维护一党专制；在涉外战争与边境战争中完全成为寡头政治的赌具，而不惜生命财产直到国土的惊人损失；以不惜代价的军力扩张和对流氓国家的援助支撑起一个对抗民主潮流的专制主义轴心，并以国家恐怖主义所特有的蛮横姿态进行国际讹诈；以野蛮狂妄的压力威胁着中华民国在最后一块地盘台湾的生存。
如果不能看清以上事实，当然也就不能明白中共武装夺取政权走的是一条叛国、分裂、残民、反动之路。而且也不能预测到必将来临的民主革命、和在此革命中中共军队必将发生的巨变。
原载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