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牧晨
正常的社会，常人的进取，都是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正道，通过勤劳、智慧的努力和贡献，获得社会承认的高贵地位、获得世人仰慕的富足财产。常识常情：奖勤罚懒，贵智贱愚。所以，朴实的社会，正常的国度，对智者、富人自然会尊敬。称智者能人为先生、才子、学者、师傅，称地主、资本家为“东家、老板、实业家”，皆毫无贬义。若有人宁当穷人不愿致富，宁当“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而拒绝当地主资本家，或宁为文盲不学无术也不愿学点本事，世人会认为他多半是愚、疯、懒、怪之徒。当然，人世竞赛场上有胜也有败，许多虽努力进取却依然贫困之人，多会找到原因，如未遇良机、才识不够、意外阻扰等，这样也就能心平气和，安贫乐天了。人类社会就靠这种正常的认知和普世价值得以文明发展。
如果富贵者基本上都是为非作歹之徒，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正常。世人不会尊敬以邪恶之道而富贵的盗贼劫匪痞子恶徒，所以才有旨在改变世道惩恶扬善的革命。
然人世间多有反例，岂不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谬论，岂不见把反革命冒充为革命之骗术？
流行一个世纪的红教，把“无产者”抬高到吓人的地位，把无恶不作的罪犯捧上神坛。它把世界的文明史解释为”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血腥劫杀，用残暴邪恶的“消灭私有制”手段消灭了自然形成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有产者阶级，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幌子造就了一个掠夺他人资产霸占国家公器操纵人民生死控制人民思想的反革命官僚特权阶级。
红色权贵坐稳江山后还要“继续革命”，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公有制”维护和扩充他们非法所得的巨量私有财产，这就必须依靠“两手硬”的暴政和欺骗。于是，颠倒愚智荣辱的“红学”就成了护身秘笈。读红书、念红经、唱红歌、跳红舞的闹腾至今不绝。
统治者害怕别人的智慧能力超过自己，所以必然仇恨智者，久而久之，也仇恨智慧。前有秦始皇焚书坑直到满清的文字狱，后有共产党“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革命”、“四项原则”、“三个代表”、“一个核心”等洗脑封口，都是以愚民之术支撑邪恶政权的邪教手段。
所谓“邪教”，就是防智、反智、弱智、灭智的一神教反向说教、负面淘汰、愚化倒退。中世纪宗教裁判是这样，极端伊斯兰教恐怖行动是这样，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这样，苏联屠杀三千万人的清洗是这样，中共灭绝八千万人的“伟业”也是这样。
回首历史，一页页血腥的记录同时也都是愚昧和欺骗的记录。所不同的只是各自的借口、图腾，各自的“尚方宝剑”。或以神、上帝、真主的名义，或以君权神授、真龙天子、人类救星的名义，或以绝对真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名义，其实毫无例外都是政教合一的极权专制。
极权统治者的通病是一方面心虚，害怕别人的智慧能力超过自己；另一方面又狂妄，自欺欺人地显示自己无人能比。这种狂妄的疾病还会传染给统治者的仆从和他们所鼓吹的邪教的信徒，甚至也传染给一些反叛者。例如反叛满清的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为名滥施暴虐，其邪恶不让“清妖”。又如以“解放全世界”为口号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实施的尽是束缚、压迫、奴役、屠杀。
所以，经验告诉人们：任何人，只要他显示出愚人的狂妄和反智的武断，就等于和普世价值绝缘，极有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邪恶之徒。虽然自由世界主张无罪推定，但也应该保持预防罪恶的警惕。例如，在面对宗教、种族、移民、持枪等问题上，失去对潜在恐怖分子的防范，已经在许多国家造成了灾难。为社会大众的安全考虑，鉴别危险分子的基本要领不仅须包括是否极端伊斯兰教信徒、共产专制信徒、或其它邪恶教义的信徒，还应包括思想、知识、性格、健康等方面的注意。精神病院里多的是自诩为神或神子、神的代言人、真理的化身、超凡的天才、当然的领袖、盖世的英雄、绝代的美人之类的奇葩，限制他们的自由实属迫不得已的保护措施：保护这些病人，更保护社会大众。试想，如果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人及早被“关进笼子”，人间会免除多少灾祸！
维护社会的安全发展，不但是国家机构的责任，也是诸多社会群体、社团、学校、医院、家庭的责任。也许家长对孩子的过度宠爱、教师对学生的漠视放纵，以丑为美、以轻贱低俗为荣、以邪恶狂妄为贵的文艺产品和流行风俗失控的刺激，都可能造成人类社会终将无法承受的后果。须知精神方面的疾病比身体的疾病更危险，人身染上瘟疫尚可救治，人心染上瘟疫基本上无可救药。
何为智、愚，何为荣、辱，何为贵、贱，何为是、非，何为善、恶，何为美、丑，在许多地方是被混淆、颠倒的。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令人担忧的现状。
如果不及时制止环境污染，人类将会无法继续生存。
如果不及时防治精神领域的瘟疫，人类将会自行毁灭。
原载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