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牧晨
一。否定之雷池
回忆文革50年的文章不少，真正点到要害的不多，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1.从官方立场出发，彻底揭开文革内幕不利于中共统治，所以不允许真正的“彻底否定文革”，而是设下一个“统一观点”：文革是毛发动的，只是毛的一个错误；文革的灾难是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造成的；共产党纠正了文革错误，所以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底线明确：对文革的检讨不得影响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2.从中共许多官员的立场出发，他们因曾被冲击而痛恨文革、甚至痛恨毛林、四人帮、造反派；但他们也曾一度支持文革，或曾为文革等运动的打手。如果内幕揭开，他们也会丢丑。而且归根到底，他们吃的是党国俸禄，也害怕彻底否定会影响了中共的统治、打破他们的饭碗。其中最“明白”的一句话是：“可以打倒共产党，但不可打倒我”。
3.从许多文革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有的在文革之前或之后有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光荣历史”基本上是从属于“跟着党干革命”的经历。有的始终眷恋于曾风头一时的经历而不能因否定文革也否定自己。所以他们只能否定一部分而肯定另一部分。有的甚至为强调、夸大、凸显自己当年的“正确性、先进性、鹤立鸡群”，而张扬自己的“左派”理论和“反潮流”姿态，从而竟成为当今的毛偶像和文革的推崇者。
4.从许多文革中随大流的“革命群众”立场出发，他们当年糊里糊涂，至今还是一头雾水。但彻底否定文革会显出他们落后愚昧的面目，那可不好受。其中一部分人如今看到别人暴富而忿忿不平，觉得再来一次文革或许会让自己翻身，但又不敢明说，最保险的办法是加入崇毛行列，即便未必捞到实惠，至少也能出口气，弥补失落感。
5.从一些精打细算的“精英分子”立场出发，彻底性的文章不可能发表，倒不如后退一步，写一些“打擦边球”的文章，既可以发表出来得些名利，又可以为将来证实自己的先见之明打下伏笔，这叫“有理有利有节”。他们知道中共应该完蛋，但估计自己看不到那一天，“识时务者”犯不着得罪中共而倒霉。
6.凡60年以后出身的，对文革没有深刻印象，认识也很难深入。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很容易产生希望稳定、怕乱的心理，他们对文革的否定基本上只是反对“动乱”，并无兴趣探究文革的底蕴。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爱国愤青”，他们的状态类似于当年的红卫兵，因此对许多否定文革、鞭挞红教狂的文字很抵触。
7.某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佩服毛泽东的权术、羡慕毛皇帝的成功，潜心效仿，力图促成红潮再起，好翻云覆雨成就自己的抱负。此类人物当然不可能否定文革，当然抵制对文革的彻底批判。他们的弱肉强食价值观深入骨髓，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巩固专制特权的一统江山是他们的信仰。重要的是他们确有能量，可以封杀对文革的致命反思。
总之，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78年后流行了很短时期的非官方口号。由于立场观念的差异，很少人能够真正全面、彻底地否定文革。对文革的深入探究，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共翻老帐掀底牌掘祖坟。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中共，许多期盼彻底否定文革的人士，面对着当今依然实施着红色专政的强权，也不敢畅所欲言，所以，对文革的反思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二。强权的传承与变局
文革并非诞生于1966年5.16的新发明。之前，它的“兴无灭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已经叫喊了十几年，鼓吹“红色恐怖”的历史更应追溯到北伐时期的“湖南红色痞子运动”。比较新鲜的口号大约有三类，1.公开捣乱社会，如：“上海必须大乱特乱”。2.公开颠覆政府，如：“打倒上海旧市委”、“打倒刘邓黑司令部”。3.公开鼓动造反“，如：“革命造反有理”。而这些口号对于了解共产党的人来说也没什么奇怪，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个痞子造反、贼子篡政的乱党，党内的争斗残杀也从未停息过，仅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清理门户就杀了十万官兵。可以说，文革最早的版本就是井冈山：痞子暴动—-武装割据—–烧杀掠夺—–夺权窃国—–清党内斗—–争当领袖。但井冈山模式主要是武斗，当时还没有“文”的资本。
其次就是延安，“文斗”开场了。编造红色宗教、树立红色偶像、施行“认罪”运动、逼迫相互揭发、杀害异己分子，——-当然，暴力如影随形。延安的文化革命以虚实相间的手段创造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红色神话故事，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和国际人士纷纷朝拜、纷纷上当。延安的整风、办学、文艺传播，以浓妆艳抹遮盖了中共的真面目，谋取了来自俄、日、美、蒋、汪多方面的认可、容纳、资助、合作，终于成功地颠覆了中华民国，以几千万人死亡的代价窃取了大陆政权。
执政后，展开了土改、划定阶级成分、朝鲜战争、学习苏联、镇反、交代历史问题、三反、五反、镇压会道门、整风、合作社、统购统销、户口制、工商业改造、清洗潘杨集团、清洗高饶集团、肃反、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红学、反右、劳动教养、西藏平叛、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除四害、计划供应、清洗彭黄张周集团、职工下放、中印战争、拔白旗、学雷锋、反修防修、共产主义大学、知青兵团农垦、中甸屠杀、越南战争、四清、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合二为一、社教、学毛选、学修养、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学鞍钢宪法等等“文攻武略”，无休止的折腾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所以，文革之发生并不突兀，从上到下都“习惯性”地“进入角色”，文革第一阶段的领导人包括了所有的党政军干部，“广大群众”无人反对，“积极分子”大量涌现。此阶段的主要模式是比较空洞的宣传、学习文件、“四清工作队”与“文革工作队”对下层群众对象的整肃。
最早的“红卫兵”就是“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文革之前的红色宗教已经笼罩了整个大陆，跃跃欲试的极左分子最好的攀登阶梯就是表现红色教徒的“忠肝义胆”。那么，以“红卫兵”之类的名号亮相就自然时髦起来了。最早的红卫兵以“红五类”来标榜自己的“革命特权”，实际上是干部子弟“红二代”的地盘，工农出身的显然难以与之并列。这些“红色贵族”的攻击对象——“牛鬼蛇神”，基本上都是被历次运动整得抬不起头的“死老虎”及其家属，即“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后来扩大为“黑九类”、“黑十类”（劳改劳教释放、留场分子，有海外关系的敌特嫌疑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红五类对黑六类的残酷迫害、抄家、掠夺、凌虐、杀害，以“破四旧”为名对文化的毁灭性破坏，是文革第二阶段的“主旋律”，是得到中共党政军警系统默认、支持、唆使、保护的。此阶段已有大量被打死和自杀的案例。
由于毛泽东蓄意以文革来排除异己、重塑和强化个人的绝对权威，便使用“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诱导一部分红卫兵把矛头指向“走资派”。不少早期红卫兵通过家族关系对高层内幕有所了解，并且能够得到最高层有意透露的信息，于是就促成了一种“清君侧”式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出场。记得66年九月初，北京来沪串联点火的红卫兵围攻上海市委大楼，他们群情激昂地表现出“革命烈士子弟”的悲壮忠勇，令那些“誓死保卫市委”的工人干部们心有余悸，九月四日，“北京红卫兵”冲进大楼，“保皇派”一触即溃。
文革第三阶段的重点就是对各地党政机关的冲击。几乎所有被冲击的官员都懵了，好久反应不过来。也许包括毛在内，没有人能预料到“造反派红卫兵”对中共政府的冲击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中共执政以来的任何一次运动。到此，毛泽东也只有“因势利导”而不能阻止他导演的连台大戏继续上演。毛接见红卫兵好比慈禧利用义和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非出本意，但也不怎么担忧，因为无论下面怎么闹，都是打着毛的旗号，而且以史无前例的疯狂把毛泽东推上了无以伦比的红色宗教巅峰。在红太阳的照耀下，红宝书、红袖章、红海洋的狂潮在红歌声中所向无敌！这个压倒耶稣、取代上帝的红色一神教越过国界，震动世界，许多国家涌出了崇拜毛教的红卫兵和毛派反政府武装组织；影响所及，至今还有毛教的洋信徒如幽灵般活动于世界某些角落。
文革的第四个阶段是工人造反派的登场。起先，是一些工人、学徒以响应“大串联”或“上访”的名义走出工厂，接着是学红卫兵的样成立组织，时间集中在66年11月至67年上半年。以上海为例，“工总司”于11月8日基本成型，经过以“北上控告”为名的“安亭事件”后，两个月内发展到全市性的组织有超过50个，其中名声较大的有近40个，例如“北上返沪二兵团”等。再以笔者参与的学徒组织为例，起因是上海仪表机械修造厂的“学游泳战斗组“贴出传单，号召全市学徒争取大串联的权利。11月3日，主张“市内串联”的十几个工厂的学徒决定成立组织。11月下旬，通过“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骨干林翌等人的帮助，经市有关机构批准，拿到了办公室、电话、公章，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学徒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2月，组织分裂，大部分原“总司令部”的成员另起炉灶，成立【上海革命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获得了市劳动局、区公安局的一些资助。显然，上海工人和其他市民的自发组织是受到“有关方面”注视并保持某种关系的。说是群众“造反”，不如说是红色狂潮中泛起的“奉旨造反”，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反党反毛的色彩。比较“出格”的是一些造反派组织成员曾公开反对四清工作队或厂领导，例如潘国平等人，包括笔者。
这第四阶段的高潮是“康平路事件”和“抢黑材料”。12月底，大批保守派的工人组织“赤卫队”到“康办”请愿示威，被工总司等造反队“围剿”投降，近百赤卫队员受伤。是日，笔者亦曾通过电话向李文静了解情况，感觉是小题大做。
12月中“抢黑材料”风起，一般的处理是把那些用于“整群众”、“秋后算账”的小报告等文字材料略为过目便烧毁。毕竟一般工人没有认真处理这些材料的能力和胆量。“黑材料”基本上不属于“档案”，“档案”是受到有关系统严密控制的，这些监控系统和控制工资等事务的行政系统一直未曾失效，只有极少数部门的档案被特殊来头的人抄走。可以说，文革的“动乱”时期，党政军警系统始终操控着国家机器的命脉，“造反派”如风筝，被这根线控制着，并无多少活动空间，至少，没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有权给自己增加一分钱的工资。
文革的第五个阶段就是“反经济主义”和“夺权”。以上海为典型事例，最早是“临时工、外包工”和“下放工人”、“农场职工”等群体和组织要求改变不平等待遇的“闹事”，继而引起更多群体要求补发工资福利的风潮，他们冲击的对象多数是正被批斗得走投无路的“走资派”，情急之下，加上一肚子的怨恨，便以“寡不敌众”的姿态纷纷签字盖章，大量钱币发出，银行告急。另外，又风传赤卫队要制造“三停”，局势相当紧张。原市委书记陈丕显操盘，发动众多群众组织开会，商讨措施来抵制这股“经济主义妖风”。先后发出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获得中央支持后，由主流造反派干预，危机总算解除。笔者所属“艺徒造反军第三兵团”是“紧急通告”的32个署名单位之一，了解大致过程，因此很不满意当时的“主流”罔顾事实，依然把陈丕显等人列为罪魁祸首。
在干预“经济主义”的同时，许多单位已经出现变相的“夺权”，“夺权风”迅速蔓延，很快就形成了“改组政府”的趋势。当时，许多激进者推崇“巴黎公社”模式，提出组建“上海公社”新权力机构。这可能就是后来“上海人民公社”的成因。很快，按毛泽东的圣旨，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批新贵登堂入室。
按照毛泽东“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上海各企事业单位纷纷挂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生产委员会”等临时权力机构。基层的“夺权”交织着派系斗争，出现了对立组织的恶斗甚至武斗。但也有某些具进步意义的举措，例如基层领导班子的选举。此阶段还穿插着许多轰动事件，例如“解放日报事件”、“文汇报事件”、解散赤卫队、工总司与二兵团的恶斗、绑架徐景贤、炮打张春桥等事件。
文革的第六阶段是新的当权派与“在野派”之间的矛盾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的“联司”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两个群众组织“联合司令部”与“东方红”恶斗不休，工总司支持“东方红”、压制“联司”，引起广泛的不满。上海多方面人士成立了“支持联司联络站”，在人民广场等地连续大型集会，声势浩大。八月四日，以工总司、消革会等为主力的十万余众围攻、剿灭了联司，当日伤亡过百。此役乃毛泽东授意，当天毛在上海行宫里观战。“八四”惨案暴露了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御用工具面目，也暴露了“文革”乃权力斗争的实质，什么“大民主”尽是谎言。
此阶段已开始了对群众组织的“整顿”。“归口闹革命”就是变相的解散群众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组建就是恢复“走资派”的权位。许多群众组织还遭到严厉的整肃，例如全国性的“红卫军”、“红色劳动者”、上海地区性的“巴黎公社”等组织的骨干被逮捕关押。牵涉到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的“红革会”、“炮联”、“反复辟”等大学生组织被整肃的有近万人。更有提出异议的“中串会”等中学生组织也遭厄运。我认识的林翌也被整肃，华东纺织工学院大门口贴出了“打倒坏头头林翌”的大标语。一时“黑云压城”。
另一方面，红色宗教的狂热推波助澜，“早请示晚汇报”成为规范，红教胸章泛滥成灾，几乎凡有能力的工厂都制作各式各样的毛像章。红教的宣传画、语录板、大标语铺天盖地。红歌、语录歌、样板戏、忠字舞甚嚣尘上，凡是不够“红”的音乐美术作品、文学哲学历史书籍全被扫荡一空，真个是“废黜百家、独尊毛著”、“万马齐喑，瓦釜雷鸣”！
文革第七阶段大约从68年春开始，在“公安六条”的威力笼罩下，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等运动，群众组织基本消亡，大批造反派骨干被投入监狱，被杀与自杀的时有所闻。笔者于68年4月以”反革命“罪入狱，几天后就是林昭殉难日。狱中亲见一政治犯被打死，另一同室难友在我于10月份出狱后的次年初被枪毙，罪名是“攻击文化革命、坚持反动立场”，其实只是投寄了六封真实署名信反映民情，被捕后不认罪。
以“运动群众”—–“群众运动”为特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69年就基本结束了。所谓“十年动乱”、“十年文革”，是把毛去世之前的七年也算进去。其实，至少在林彪事件以后，“文化革命”四个字就冷场了。所谓“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为了掩盖林彪之死所暴露的问题。“副统帅”的暴亡和“571工程纪要”，等于宣告了文革的失败和红色宗教的破产。如果说文革还有什么该肯定的话，林彪的“反叛”和“叛逃”就是最大的亮点。
如果没有文革中的无数反面教材、如果没有林彪事件对中国的震惊，中国人也许会象朝鲜那样醒不过来，依然在毛教和党文化的笼子里跪拜诵经呢。
三。文革余威与共党定位
69年以后，群众组织实际上已经消亡，少数几个坐在交椅上的造反派头头只是摆设，借以标榜文革还在继续、文革和毛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胜利的。虽然摆明着广大民众已经冷漠，但戏还得唱下去，总不能不了了之地收场。所以红教的喧嚣不能停止，红色的恐怖威慑不能减弱。刑场上叠满一批批罪不当死的冤魂，其中还有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等并非“反共”、“反革命”的政治犯。
76年初，周恩来病亡，“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氛围已透露出对毛泽东五人帮和文革的怨恨。春节前的南京—上海铁路货车标语事件，和4.5天安门事件，都反应出一种敌对情绪。从底层到高层，“武装起义”的念头在暗中流动。“打鱼船”等秘密刊物的信息不胫而走，“自由中国之声”、“美国之音”、“红星电台”、“八一电台”等“敌台”的收听者越来越多。人们私下的议论越来越大胆，被禁止的书刊、歌曲成了热门。地下“读书会”、“诗社”等非红色的组织也开始萌芽了。要不是毛魔死亡，中国很可能会爆发一场革命。
76年9月9，多少人为一个魔头之死暗暗鼓掌，甚至有过分兴高采烈而被逮捕镇压的。10月宫廷政变，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上台。人们欢呼“第二次解放”，殊不知华国锋又开杀戒，王申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竟被枪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四人帮被捕的罪名之一竟然是“破坏文革”。
78年11月，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促动下，“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爆发，对文革的否定和对毛泽东的批判公开化，对共产党的批判也开始露头。当局对“民主墙”和“民刊”保持了一段时期的容忍甚至默许。随着对4.5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加上华国锋下台，文革的红色宗教威力不再。78年以后的十余年基本上停止了对政治犯的死刑，从这一角度来评判，可以说，具有“官方旨意”、延续12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正式结束了。
但是，如果认真地分析，就应该看到：文革的实质是中共家族—帮派特权统治压迫、排除、消灭异己的“维权”之计、权势之争。这种统治者与人民的对立与角斗，这种围绕着权利的明争暗斗，直到今天从未停歇，文革在实质上并没有结束。
79年的3.6通告、“四项原则”、取消四大和逮捕民运人士，81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之后的反自由化，87年的整肃学运，89年的“导报事件”和六四屠杀，94年逮捕民运人士，98年后镇压组党运动，00年后镇压维权运动——直到今天，监狱里还关押着王炳章、刘晓波等一大批民运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桩桩件件，无不证实中共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依然如旧！
中共极权统治下的红色宗教、权力崇拜、金钱崇拜、暴力崇拜依旧在压迫荼毒着十几亿人民。文化被糟蹋，道德被撕裂、环境被污染、生命被残害，如此国度，毁中华、害人民、反共和，彻彻底底是个假冒伪劣的伪共和国！而中共亦非正解之政党，实为集暴力、诈骗、贪污、腐败之大成的黑道匪帮!中共的“革命”，包括“文化革命”，都是历史的反动。而反对和消灭中共的专制强权，才真正是革命，是继承辛亥先辈未竟之业的民主革命、共和革命、人民革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消灭恐怖主义的正义革命！
文革中被害的林昭、刘文辉等英烈，是中华最优秀的儿女，是中国当代民主革命的前驱，正鼓舞着一批批后继者投入反共战线。文革中大批群众组织的涌现，为我们发动和运作组织系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文革群众组织中许多复员军人和民兵在武斗中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干，此类实例也值得我们纳入未来的设想。
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巨大的灾祸，它的价值绝对是负面的，必须彻底否定的。但是坏事中也总有一些值得反思和参考的东西，世人对文革和有关历史的回顾与反复思考还远远不够。
原载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