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劍虹
吳敦義剛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一個考驗他未來會否遵守中華民國建國精神的考驗隨之而來。那就是他對發生在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究竟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結果6月4日一整天下來，令人遺憾的是吳敦義沒有就此一影響大陸28年發展的歷史事件發表言論。冷漠又毫無作為的態度，還比不上普遍被視為「急統派」的現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從國民黨的「三派人馬」談起
雖然洪秀柱發表的六四紀念文，遠遠沒有前總統馬英九那般的一針見血。如果把洪秀柱的名字拿掉，很多人還可能以為那是出自蔡英文之手，一樣的避重就輕，甚至是一樣的「空心」。不過好歹這兩年來，洪秀柱還是有始有終的發表了六四紀念文。縱然出於現實上的考量，她對中共做出了許多的讓步與妥協，但是紀念六四，就表示洪秀柱還是有自己的信念與堅持。
那麼，為什麼主張積極與中共交流，甚至提出「一中同表」政策的洪秀柱會比立場保守，誓言延續馬英九「一中各表路線」的吳敦義更主動談論六四這個敏感議題呢？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把時間拉回到蔣經國時代的序幕，也就是他就任行政院院長的1972年。那年發生了不少重大的外交事件，動搖了中華民國在法理上代表中國的正當性。
首先是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的席位，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為中共所奪去。依靠國際社會維持的中國道統地位，就此走向瓦解。不只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不再以「中國」稱呼台灣，就連中華民國政府保送到海外的留學生都出現「轉向」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風潮。既然中華民國不再是「中國」，島內，追求台灣法理獨立，也成為島內許多人認為可以擺脫中共統治的不二法門。
接著下來，則又在1972年的2月分與9月份發生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日本的事件。田中角榮甚至還在訪問北京期間與周恩來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將日本承認的中國政府由台灣轉移到了中國大陸。伴隨著美日兩國「聯共制蘇」的戰略成形，中華民國政府再也無法依靠蔣中正時代所強調的法統來維繫對台澎金馬地區的控制。
海外的親共浪潮，搭配島內的台獨浪潮不斷衝擊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如果不做出改變，不要說繼續執政，國民黨就連繼續生存下去都有問題。為了對付中共與台獨，並且為國民黨找尋未來生存發展的新目標，蔣經國在黨內特別培養了三個派系的人馬。這三派人馬，分別為「大中國派」、「本土經貿派」與「革新保台派」。
「革新保台」的奠基人，為前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這個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群認知中華民國政府在「可見的未來」裡無法回到大陸，所以想方設法維持兩岸分治現狀的國民黨中生代精英。主張維持現狀，並不等於失去對「統一」的期待。不過身為現實派的他們，也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裡不會有中華民國統一中國大陸的情況發生，所以應該要先讓三民主義的制度在台澎金馬地區發揚光大。
沈君山認為，既然中華民國政府立基台澎金馬，那麼做為執政黨的中國國民黨最優先考量的，就應該是台灣、澎湖、金門與馬祖人民的利益。只要國民黨能讓台灣人人安居樂業，民主又可以在這塊土地上紮根，才有可能對海外華僑與大陸人民產生最大的吸引力。若中華民國能夠持續吸引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就不再只是夢想。
不過在真正完成統一的目標前，必須要先確保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在台灣被有效實施。70年代的台灣經濟已經起飛，發展民主成為當務之急的工作。所以「革新保台派」的任務不只是保障中華民國的延續，同時也要在國內甚至於黨內推動政治改革。所以有相當多人也認為，「革新保台派」其實是蔣經國用來「革」他父親命的產物。
蔣中正與宋美齡對國民黨的影響，確實因為「革新保台派」的崛起逐漸淡出。經過了這45年的發展，可以證明「革新保台派」真的在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內都扮演開路先鋒的角色。台灣政壇上最能代表「革新保台派」的，毫無疑問的是馬英九前總統。他們象徵的就是一群立足台灣，但卻又不忘關懷大陸的「民國人」。
可是本篇文章的主角，並不是以馬英九為代表的「革新保台派」。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之子郝龍斌在本次國民黨主席大選中以第三高票落敗，證明「革新保台派」在黨內的影響力日益式微。現在要討論的，是身為「大中國派」代表的洪秀柱與「本土經貿派」代表的吳敦義，對於「天安門事件」究竟有什麼看法上的差異。
「大中國派」對六四評價的演變
所謂「大中國派」指的，就是國民黨內的右翼民族主義者。今天看似親共的「大中國派」，淵源可以追溯自蔣中正為了抵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而在60年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那個時代的台灣青少年，從幼年開始就被要求練習寫毛筆字、玩扯鈴與踢毽子。等稍微長大以後，則不只需要閱讀四書五經與其他的中華傳統典故，還要被灌輸忠孝節義的思想。
與同時代大陸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從課本上學習到了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與日本帶給中國的「百年國恥」。唯一不同的，是當年的他們把被同時代大陸青年當成中華民族解放者的中國共產黨，視為蘇聯赤化華夏大地與分裂兩岸國土的馬前卒。奴役大陸同胞，破壞傳統文化的中國共產黨看在他們眼中，顯然是「西方帝國主義」欠下中國人的最後一筆，也是最大一筆的血債。
尤其是70年代中華民國陷入外交困境，更強化了「大中國派」的國破家亡情懷。在美國讀書的「大中國派」與「革新保台派」攜手，組織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以抵制左派學生的親共浪潮。然而比起負有政治改革使命的「革新保台派」，「大中國派」一開始反而更獲國民黨內的保守人士喜愛。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將軍的有意栽培下，他們成為島內維護國民黨老法統思想的中流砥柱。
進入1979年以後，又發生了三起重大的歷史事件改變了台灣的整個政治格局。首先是美國在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同時，撤銷了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承認。這意味著領導自由世界抵抗蘇聯的老大哥美國，不再替中華民國自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論述背書。這個「大中國派」過去深信不疑的論述，終於迎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緊接而來的，是鄧小平宣佈大陸走向「改革開放」，重新擁抱市場經濟與傳統中國文化。既然中共已經不再走共產主義路線，一部份的「大中國派」知識份子忍不住開始質疑反共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而由葉劍英與廖承志等中共元老喊出的「第三次國共合作」，也確實對許多渴望兩岸重歸一統的「大中國派」具有高度吸引力。
最後一件事情，則是1979年年底爆發的美麗島事件，讓「大中國派」見識到了台獨勢力在黨外運動中的崛起。主張台灣與中國永久分離的台獨，取代了已經「改邪歸正」的中共，成為「大中國派」心中超越了一切意識形態與政權概念的民族敵人。於是在「愛鄉更愛國」的口號下，他們成為了國民黨內反台獨的急先鋒。
既然台獨份子是依附在台灣的黨外運動中，靠著高喊反對「一黨獨大」的口號壯大的，「大中國派」就只能竭盡所能的維護國民黨的戒嚴體系來做為反制手段。所以自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以來，永遠衝第一個到街頭上與獨派大打出手的團體不是國民黨，而是由「大中國派」組成的「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們與「革新保台」派出現裂痕。
「中華民國反共愛國陣線」擁護威權，並經常在街頭上演全武行的形象，讓大多數的台灣人把他們視為極右翼法西斯份子。真正得到蔣經國支持的「革新保台派」，也是與「大中國派」敬而遠之。只是到80年代結束以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條件還是遠遠的超過大陸，所以台灣「大中國派」對中共也只是降低敵意，卻還不到完全擁護。
而且根據總政治作戰部將中共、台獨與黨外打成「三合一敵人」的宣傳，不少「大中國派」也存有北京是否在幕後支持獨派的疑慮。所以當「天安門事件」在1989年6月爆發之際，「大中國派」對中共採取了嚴厲的批判態度。他們再度與「革新保台派」聯合起來，在中正紀念堂前發起靜坐活動，聲援遭到鎮壓的大陸民運人士。
很難想像右翼保守色彩濃厚的「大中國派」，會對大陸的民主改革有多大的興趣。只是中共出動戰車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還是徹徹底底的激怒了他們。因為不論學生們的主張是什麼，解放軍槍口相向的畢竟都是中國人，而且還是未來將大有可為的國家幼苗。更何況很多「大中國派」是參加過保釣運動的，他們無法接受解放軍放著佔據釣魚台列嶼的日本人不管，卻開槍射殺學生。
進入90年代以後的「大中國派」，雖然因為反對李登輝的本土化路線而脫黨另組新黨，但是卻始終與民運人士維持不錯的關係。政府內的「革新保台派」與新黨的「大中國派」，都積極的以各種方式聲援中國民主運動。民運份子出於現實考量，也盡量與民進黨保持距離。畢竟民進黨不只主張台獨，還全面徹底的醜化與詆毀中國人的民族尊嚴。
90年代還沒有任何民運人士，敢冒著被罵「漢奸」的風險去與台獨人士為伍。要等到陳水扁在2000年上台，中華民國的行政資源都為民進黨掌握住了以後，民運人士才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分歧。於是就出現了阮銘、曹長青、袁紅冰與王丹等人出於現實考量，向民進黨論述全面妥協的狀況。甚至他們也開始上台灣的政論節目，成為了替民進黨指控國民黨「親中賣台」的辯士。
等到2008年馬英九執政，「革新保台派」因為看到了部份民運人士「見錢眼開」的真面目，不再如90年代那般提供直接的經費援助給他們。於是更多的民運人士與淪為在野的民進黨站到了一起，成為獨派在海外與大陸最堅定的「反中」盟友。既然民運份子已經由原本的「反共」轉變成「反中」，「革新保台派」失去了一切聲援他們的興趣。
至於「大中國派」，則就此把昔日的民運好友通通打成了「敵人」。因為他們難以想像，會有來自大陸的同胞跟民進黨人站在一起，用著同樣羞辱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語言羞辱他們。憤怒的「大中國派」沒有辦法平靜的去區分哪些是「個人行為」，哪些又是民運的「集體決策」。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視為民進黨的同路人。
外加從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開始，維持兩岸關係穩定又變成了國民黨能否恢復並且延續執政的一大強項。哪怕是絕大多數的「革新保台派」，都無法擔當因為與大陸關係破裂的後果。因此除了馬英九外，幾乎所有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都拒絕再對「天安門事件」這個議題表態。「大中國派」更是把北京視為自己在島內對抗獨派的靠山，怎麼可能開罪中共？
更何況目睹大陸在中共領導下，逐漸成為世界軍事與經濟強國的情況後，他們不得不懷疑起自己過去的「反共」是否正確的。畢竟「大中國派」一以貫之的信仰是「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可是最後實現這個「中國強」願景的居然就是自己過去極力反對的中國共產黨。如此的發展，完全顛覆了他們對中國近代史與國共內戰的認知。
慢慢的，很多「大中國派」開始認定如果毛澤東沒有在1949年拿下大陸的執政權，中國會在「對外無能，對內懦弱」的蔣中正帶領下四分五裂。至於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歷史悲劇，則是中國通往重工業化道路的一條必經之路，9,000萬同胞的死亡，是必要的犧牲。在大陸擁有核武、人造衛星、核子潛艦與航空母艦的今天，就連抗戰到底是誰打的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他們也沒興趣去爭取了。
如果連自己過去極度堅持的中華民國傳承都可以放棄，又如何指望今天的「大中國派」會去在乎「天安門事件」的死傷者？他們大多數甚至還認為，「天安門事件」中死亡的學生與百姓，就跟「二二八事變」時毆打外省人的暴民一樣是「自找的」。整個「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也被許多「大中國派」解讀為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國民黨顛覆與瓦解中國的陰謀。
洪秀柱的觀點
確實這是多數「大中國派」的想法，但是卻未必是全部「大中國派」的想法。至少現任黨主席洪秀柱，還有她的青年團總團長呂謦煒，就先後針對「天安門事件」發表了他們的看法。雖然不像馬英九那樣開宗明義的要求中共「平反」當年的死難者，但是他們卻也提出了一條道路，那就是中共當局與民運人士應該要走向「和解」。
在把「天安門事件」與歐美國家的恐怖攻擊之後，洪秀柱提出了「包容與和解」的想法。她強調：「但無論是個人或政府，我們可以有選擇，我們可以選擇相互了解，我們可以選擇包容，我們可以選擇不相互抹煞，我們可以不走向極端，我們可以選擇和平。或許，在價值衝突的交叉點，當我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歷史便會有不一樣的走向。」
呂謦煒則講得更直接，他認為國民黨應該關心民運的原因是因為台灣不該自外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換言之他與過去的「大中國派」一樣，是基於兩岸共同的民族主義關心「天安門事件」。因為無論「天安門事件」背後究竟有沒有「境外反華勢力」或者「分離主義」的力量在搞鬼，解放軍清場時殺害的就是與台灣人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既然殺害的是中國人，那麼自稱愛中國的台灣人就不可能置之不理。更何況依據洪秀柱「一中同表」的主張，無論是在統一前還是統一後，中國國民黨都應該在中國的政治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面對南海與東海的領土爭議，或者在與美國、日本打交道的時候，洪秀柱可以與大陸站在一起。不過遇到這種重要價值觀的問題時，國民黨還是必須要有自己的主張。
所以呂謦煒在他的聲明中指出：「自1989年後，民主化的進程嘎然而止，儘管中共也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強調要簡政放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如何讓民眾更有意義的參與政治進程、讓人民權利能不受國家機器的全盤限縮、讓大眾能享有完整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層面上，大陸自1989年以來，可說毫無進步。」
不過與馬英九前總統不太一樣的，是呂謦煒與洪秀柱都不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萬靈丹。呂謦煒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並不是不證自明的制度，更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就像各地區的風味料理在移植到其他地方後，總是會適應當地民眾口感而有所調整一樣，制度也需要在適應各地區的風土民情狀況下，有一定程度的調整空間。」
從他的論點裡，可以看到洪秀柱真正希望做的，是讓中共從現有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往前再進一步，去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台灣做為5,000年來第一個發展出民主的地區，可以在這方面對中共提供積極的幫助。所以與其像「革新保台派」那樣消極等待大陸改變，這些「大中國派」主張國民黨應該要主動出擊，把民國的信仰與精神帶回去。
與大多數把帶領中國現代化的責任交給中共的「大中國派」不一樣，洪秀柱認為國民黨已經在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時間裡，錯過了對大陸發展進程的參與，所以未來必須要積極以對，甚至從共產黨手中搶回主動權。因為帶領中國進步，本來就是當年孫中山先生創立國民黨的使命。今天如果國民黨選擇對「天安門事件」不做任何反應，對大陸的政治改革不做任何的參與，那這個黨在性質上與民進黨就沒有任何差異了。
至於那些完全追隨中共論述的「大中國派」，換一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是把自己的位置坐小了的「本土派」。反正只要老大講對就是對，說錯就是錯，與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跟隨日本，兩蔣來到台灣後又追隨國民黨的「本土派」毫無區別。為此洪秀柱表示：「我們要持續訴說理念，追求我們堅信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我們也要勇敢選擇，能相互包容、和平解決衝突、尋找共同價值的路線。」
那麼，自稱追隨馬英九總統「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路線的吳敦義，又為什麼對「天安門事件」沒發表任何言論呢？這個問題也不難解答，那是因為吳敦義根本就不是「革新保台派」。要瞭解吳敦義對「天安門事件」的立場究竟是什麼，就必須要瞭解「本土經貿派」對「天安門事件」的立場，甚至於對民主自由價值觀的看法是什麼。
將穩定置於民主至上的本土派
與一般人認知不同，「大中國派」是三個國民黨派系中族群最多元的。除了由原本父母就來自於大陸的外省人外，還有不少土生土長的台灣本省人。近年伴隨老一代外省人的凋零，年輕一代的「大中國派」有越來越本土化的跡象。比方說新黨三劍客裡的王炳忠與林明正，就都是標準的台灣閩南人。就連統一色彩最強烈的中華統一促進黨，本省黨員也佔了70%以上。
至於「革新保台派」，就清一色的以外省精英為主。因為只要把這四個字拆開來看，就可以知道其用意是在鼓勵外省人以「革新」的思維來「保台」。因為是外省人的後代，才必須要學習拋棄過去以收復大陸故土為主的想法，學會腳踏實地的建設與捍衛台灣。就如沈君山講的那樣，外省人必須要先獲得台灣百姓的認同，才能思考兩岸是否要統一的問題。
那麼「本土經貿派」，也就顧名思義的是以本省人為主了。但其實光本土還不夠，他們所代表的是自日據時代以來就掌握社會上層結構的「高級台灣人」。「本土經貿派」即便不是家裡膜拜天照大神的「皇民」，至少也是與台灣總督府密切配合的「合作者」。這些「合作者」一般沒有什麼太強烈的民族意識，追求的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累積財富與影響力的穩定社會秩序。
基於這樣的考量，「本土經貿派」連日本的殖民統治都不思反抗了，又會有什麼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呢？所以台灣光復以後，他們馬上就把效忠對象由原本的日本帝國轉移到了中華民國。縱然這些日據時代的既得利益者中，有不少因為陳誠推行的「三七五減租」而走上國民黨的對立面，但是他們當中更多人還是選擇與蔣家父子合作。
隨後在國民黨的幫助下，「本土經貿派」經歷過了一段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化轉型。原本以地主還有仕紳為代表的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商人資本家，開始拿著007手提型走遍世界各地推廣台灣的貿易。透過踴躍參加50年代的地方自治運動，很多「本土經貿派」獲得縣市長或縣市議員的地位，成為維持國民黨體制的中流砥柱。
不過一般而言，他們不是如李登輝那般負責農業改革，就是如辜振甫與辜濂松那般的推動台灣的工商業發展。甚至直到今天，包括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在內的本土台商，還會天天舉行升旗典禮向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表達感念之意。戰後整整70年來，不得不承認他們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更重要的一點，則是兩岸的交流大門也是「本土經貿派」打開來的。
延續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想法，「本土經貿派」認為大陸是一個有利於台灣發展的市場。因此在蔣經國還堅持與對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時代，很多台灣商人就冒著被警備總司令部請去喝咖啡的風險，偷偷與中共從事貿易了。王永慶與許文龍這些企業家能夠大舉西進大陸，參加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建設，同樣是得到來自李登輝的鼓勵。
除了這些日據時代以來就充當「合作者」的台籍買辦外，國民黨在70年代也透過「催台青」政策，提拔了林洋港、吳伯雄、江丙坤與蕭萬長等一批本土精英。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也是在這段時間入黨並參選台北市議員的。再加上因父親連雅堂到大陸參加抗戰而成為「半山」的連戰，他們形成了國民黨內強大的本土力量。
無論是哪個時代的「本土經貿派」，都把做生意與維持社會秩序看得比國家認同或者推廣政治理念還要重要。甚至對許多本土精英而言，太過多的民主帶來的只是不利於經貿發展的環境。因此1989年「天安門事變」爆發時，反應最冷漠的就是「本土經貿派」。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覺得大陸發生的民主運動與自己有任何關連。
甚至當歐美國家集體對大陸實施制裁之際，李登輝還持續的鼓勵「本土經貿派」錢進大陸。在那個北京政權最搖搖欲墜的時代，就是這批「本土經貿派」挽救與鞏固了中共政權的正當性。所以與一般人想的不一樣，中華民族能夠得到今日世界第二大強權的地位，最大的功臣就是這些台灣商人。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歷代中共領袖，又如何能不感謝他們？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陳水扁上台執政後，國共兩黨的重新接觸與合作，也是靠「本土經貿派」推行成功的。這裡不提2005年造訪北京的連戰，延續到今天的國共論壇，也仍然是以江丙坤、吳伯雄還有蕭萬長為重要推手。吳敦義本人過去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時，也曾在短短兩年之內訪問中國大陸三次。「大中國派」從北京拿到的好處，永遠無法與「本土經貿派」相提並論。
「本土經貿派」對於兩岸統一與台灣獨立等任何改變現狀的安排，都沒有太大的熱衷。只有維持兩岸永遠分治與不統不獨的現狀，他們才能從中得到最大的好處與利益。這是為什麼比起「大中國派」，「本土經貿派」永遠能找到更多與「革新保台派」的共同點。馬英九的兩任副總統，都選了來自「本土經貿派」的蕭萬長與吳敦義。
可是如果有一天兩岸真的要統一，當慣了買辦的「本土經貿派」也會設法確定自己成為特區政府裡面的「建制派」。總之他們不會與自己過不去，在意識形態上去與北京針鋒相對。吳敦義與馬英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不太可能會去爭取對日抗戰的論述權。至於大陸未來會不會民主，吳敦義的態度與香港的「建制派」完全一樣，就是與他無關。
如今吳敦義選上黨主席，為了防止洪秀柱的挑戰，他更需要來自於北京的接納與認可，才能確保自己國民黨領袖的地位。所以他當選不久，就馬上透露了與習近平會面的意願。唯有吳敦義親自前往中南海，向身為皇帝的習近平下跪並獲得冊封，黨內的「大中國派」才有可能真正團結在他的領導下，投入下一波與民進黨的選戰。
面對這樣的情況，吳敦義「北京代理人」的地位將更加獲得確立。一來他不像馬英九一樣有華府支持，二來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大多希望能加強兩岸的經貿與政治交流，三來則是他需要洪秀柱的合作來壓制黨內的「大中國派」。而從最近吳敦義與洪秀柱達成默契，將共同推選大陸黨代表的情況來看，雙方在親共的道路上確實找到了共同點。
只是吳敦義比起持續關懷大陸民主化的洪秀柱而言，關心更多的似乎還是國民黨在島內的利益。大多數在黨主席選舉中與郝龍斌、吳敦義站在一起的青年黨代表們，對「天安門事件」也採取不置可否，甚至於暗中表達支持中共鎮壓學生的立場。假若未來吳敦義真的大權獨攬，並且將洪秀柱的勢力完全從黨內驅逐的話，國民黨反而更會加快變成中共附庸的速度。
當然還有一個更危險的沙盤推演，那就是隨著蔡英文、賴清德與柯文哲等民主進步黨勢力越來越「親中」，北京可能會選擇忽略吳敦義直接去與綠色陣營接觸。或許習近平打的盤算，是藉由暗中支持「獨台」形象嚴重的吳敦義上台，來創造中國共產黨「拋棄」掉中國國民黨，「轉向」與民進黨交往的正當性。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國民黨永遠送入歷史，確保共產黨的統治不受挑戰。
確實看在很多大陸人眼中，如果當選國民黨主席的不是代表「統派」的洪秀柱，而是代表「獨台」的吳敦義，他們可能更傾向於支持北京與民進黨打交道。身為唯一膽敢公開講統一的國民黨領袖，洪秀柱實在是太受大陸人民歡迎。一旦當一個台灣政治人物受到大陸人民歡迎，那這個政治人物必然能帶給中共最大的威脅。既然能帶給中共最大的威脅，那北京就沒有理由不想方設法的除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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