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鸿祥
中评社台北1月13日电（记者 倪鸿祥）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建国访问“江南案”重要关系人、“国防部”前情报局长江希苓、前副处长陈虎门后集结成册，12日下午举行《破局：揭秘！蒋经国晚年权力布局改变的内幕》新书发表会，书中提到蒋经国晚年身体恶化，加上“江南案”、“十信案”等头痛问题与弊案 ，在压力下宣布解严、开放赴大陆探亲等。此一观点遭到马英九及汪希苓的挑战，吴建国表示，可惜没能事先找机会与马谈一谈，让此书的观点更为完整。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俗谓“刘江南”）在美国加州遭刺杀身亡。台湾官方虽然承认江南案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新书发表会下午在孙立人将军官邸（今陆军联谊厅）举行，马英九与台北市长柯文哲，新书作者吴建国、汪希苓、陈虎门，前“新闻局长”邵玉铭、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都出席，现场挤满记者。较劲爆的是，马英九与汪希苓都挑战吴建国新书的观点。
吴建国在“破局”新书自序里认为，蒋经国晚年权力布局改变、从保守走向开放是“被迫的”，他在自序中指出，蒋经国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历经“江南命案”、“十信事件”的沉痛打击，所信任倚重的干部一一发生问题，加上健康的明显恶化，蒋经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保守走向开放，包括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打破自己坚持的“三不政策”，允许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尊定了台湾民主化的基础。蒋经国所以会如此重大改变的原因，简单说，他的改变是“被迫”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
“破局”把蒋经国执政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守的第一任期（1978至1984年），第二部分是走向开放的第二任期（1984至1988年），这部分叙述了“江南命案”与“十信案件”，以及他态度改转的过程。
汪希苓指出，他对蒋经国最后布局看法的描述，有些不同的感想。1969年他被派去美国担任海军武官前，蒋经国对他说，派他去美国是希望他能多争取一些武器装备，但这不是要攻击中国大陆，而是中国大陆万一攻击台湾时，必需考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台湾今后要走的路是经济发展与建设，同时建立在民主自由法治之上，使大陆同胞羡慕台湾，由大陆同胞来影响大陆的改变，假如大陆改变了，就可以回家了。
汪希苓表示，蒋经国就是那么早就想到台湾应该怎么样发展的一条道路，很可惜，现在并没有完全遵照他的理想来做，所以他认为，蒋经国最后开放探亲、两岸交流，实际是有一贯的理想，早就已思考到台湾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他唯一认为与书上提到说蒋经国是被迫改变的观点是不同的。
曾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表示，解严与开放的决定，绝对不是只因为江南案或十信案才发生的，这跟当时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都有很大关系。蒋经国对台湾的四大贡献，包括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探亲及勤政爱民，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解严是国内政治，开放探亲是两岸关系，看起来好像不相关，深层看，这两项重大决策都跟两岸关系有关。
马英九指出，中国在1979年与美国建交后促使美台断交，中国提出“和平统一”，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还提出“一国两制”，当中共摆出笑脸，台湾还在戒严、如临大敌，在国际跟两岸处于不利地位，解严压力来自台湾内部，也来自美国。1985年某天蒋经国收到美军顾问团前团长戚烈拉将军（Gen. Richard G. Ciccolella）亲笔来函提到戒严对台不利，在国际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变成台湾的包袱。可见，蒋经国第二任发生“江南案”和“十信案”和解严、老兵想回家而促使开放大陆探亲，没有直接关连，但涉及政府部门疏失。
马英九强调，绝对不是一个“江南案”或“十信案”，就完全改变蒋经国想法，而是当时的两岸情势和国际关系，使得继续戒严和禁止台湾人到大陆，越来越不可行。蒋经国最后的这两个重要决策，也改变台湾，至今仍是最后人民爱戴的“总统”。
十信案是1985年2月爆发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与国泰信托挤兑风暴。当时十信理事主席为国泰集团蔡万春，蔡万春儿子蔡辰洲当选“立委”后以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十信放款总额占存款总额之比率高达102%，遭“财政部”明令十信停止营业3天，由合作金库接管，蔡辰洲也因利用人头、冒名贷款，违反《票据法》被捕，1987年5月在判刑前夕疑因肝癌过世，当时的“经济部长”陆润康、“财政部长”徐立德、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关中都因此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