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穆
第十八期編者按語﹕1949年之後，凡馬列中國出版的任何一部社會科學著作，無不要以馬列為指導思想，無不要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及理論，來分析、論證、臧否和批判所有門類的社會科學。專制的中國馬列子孫們，不僅強求一切思想理論必須以馬列為根據，而且，為了論證馬列“空前絕後的歷史科學性和政治科學性”，對一切不符合馬列者，都要削足適履，直至推翻編造。如是，一部中國歷史，這個號稱擁有著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及其發展，也就必須符合馬列的歷史觀和政治觀，凡有不符合的，共產黨就一定要他的御用學者們精心地予以扭曲和竄改。
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由北京師範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同樣令人不忍卒讀。一部上千萬字的《中國通史》》，雖然規模空前，其中為馬列而貶抑和歪曲我們民族歷史的地方，可謂隨處可見。特別是以馬列之論，代中國之史，使中華民族一部五千年的文明發展記錄，不僅成了對馬列思想的“證明”，而且成了馬列思想的“產物”。其荒唐雖不待言，其無奈亦可以想見。
為此，本刊自近期起，已經在有心地選取我大中華民國時代一些優秀前輩歷史學者們的著作予以發表。因為，這些學者，既不根據任何洋教、邪教思想理論來“治史”，更不是為了證明任何洋人思想理論的偉大、光榮和正確；他們傳承的是我們民族自己治史的長處，借鑒的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些好方法；因此，他們才能夠真實地、客觀地記述我們民族的歷史；他們的著作，也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信史”。我們如此做法，目的，就是要對我們自己和祖國的新一代讀者進行必要的啟蒙，不僅意在養成一種正確的和科學的學習研究方法，而且志在傳承我們民族的香火，繼承我們民族的好文化，和徹底地清除馬列思想及文化對我們幾代中華兒女的毒害和毒化。也好為“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盡一份心，盡一份責。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闢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征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淡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遊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製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男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為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離，宗教之羈絆。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教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 齊桓，晉文”皆 政治社會實事， 不語怪力亂神， 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 蓄之 ，”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為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為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為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為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為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 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 “則 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 又同時兼 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子弟，遂為入仕唯一正途，於是學術不僅從”宗 教”勢力下脫離，並復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 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天上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四百八十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一百年，其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 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嚮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 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 ，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與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復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之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間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由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 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紐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 則 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當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構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于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沁潤其生命。彼輩之紛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於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于晚周先秦，遞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士族門第之破壞，實為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為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為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尊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為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尚未演進達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與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輪；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環境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為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中國在以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即可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騶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雖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為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思想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乃自居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是。此又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十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之，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倡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為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為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既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遊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師問學，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儀之中。厚積為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買賣，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如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與封戶，實同於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 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於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為貴族，為封君，目佃戶為農奴，為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以“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成”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為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者之一，既不為”工商資本”，是必為”貴族 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治者，謂國体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以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於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以往政制，盡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以往社會，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為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真，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為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自食之惡果在矣。
十一
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次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輔相成，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
嘗謂世界群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倫，愛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及於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于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擴展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諸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 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為分立，為並存，故常務於“力”的鬥爭，而競為四圍之鬥。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為團聚，為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合，而專為中心之翕。一則務於國強為並包，一則務於謀安為綿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浪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倫，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咽卷滅於洪濤駭浪，波浪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峰映帶，共為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而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合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與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為變形。其文化進展之層次明析者在此，其使人常有一種強力之感覺者亦在此。東方與西方有絕然不同之態；西方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鬥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之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現為“力量”，而東方史常表現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汙升降，則常在其維繫社會國家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旦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決堤，洪水氾濫。氾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複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消解之途演進。迄於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嘽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繫，，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合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抱天下一統之想。自東西兩方相接觸，彼之所務於力之為生存者，正可繼續益厲；而我之所蘄於情之為融合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較力爭勝之場。此已為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為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之融合者，方其時，又適值麻痺墮退之際，自清中葉乾，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較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合。常此麻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決隄放壩，使水流不斷氾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複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真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生而我降，他時或彼降而我升。祗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真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為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我全部歷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為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複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誰為變者？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為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之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為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已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為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尚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為抗，若如今人論史，一切好歸罪古人，不啻謂今日之病，已原於其人受氣墮地之日，非自頂至踵脫胎換骨不可。則此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為”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于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國家歷史 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而審其變。國史綿曆，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沾染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溶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輓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其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責而亦一一歸罪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階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驕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懲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箝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治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有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續，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仕途猶賴有所匡繫。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為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為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倖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博一時之安寧。此乃斬斷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絀。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常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為“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病”與“睡”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故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為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復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於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清政府，自咸，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新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斬喪社會之元氣，障阻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猶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剷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已還，所揭櫫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
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是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治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于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罏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政黨爭權。一時中層智識分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騶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乃代表我民族國家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萬不能綿曆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遞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之統治之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遺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污，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諉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得擬也。）
凡此皆輓近中國之病，而猶莫病于士大夫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浪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原。而唯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有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徒於外面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猶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于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複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藥不對病，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十四
雖然，無傷也。病則深矣重矣，抑病之漸起，遠者在百年，數百年之間，病之劇發近者在數年，數十年之內。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則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機之軋塞鬱勃，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而國內漸臻於統一。以一年半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遂漸知“自力更生”為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值此創鉅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繙我先民五千年來殘澹創建之史跡，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輿，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曆幾何世矣！抑始終未躋於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為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雖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為鉤稽憑弔之資者；則何歟？曰﹕惟視其“文化”。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您足於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某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之息絕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其國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民族，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以數千年民族，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文化之墮落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倖生之族，偷存之國，將充塞於天壤間也。我國人不自承其為不肖，不自承其為墮落，而謂我先民文化所貽，固不足以爭存於斯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為倖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為抗戰與建國者，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為此倖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十五
雖然，我之此書，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馬光，以名世傑出之才，當神宗，王安石銳意變法之際，獨愀然以為未當，退而著史。既獲劉，范諸君子相從扶翼，又得政府之資助，晏居洛陽。設局從事，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以為可以“資治”，故名曰“資治通鑒”。其書衣被沾溉於後世，至今不能廢。稍知從事於國史者，恣漁獵焉。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業，推司馬氏，豈不偉歟！今去司馬氏又千年，史料之累積，又十，百倍於司馬氏之時，而世局之紛紜錯綜，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又加之以人不悅學，士方篾古，競言“革新”者，謂可以絕無資於鑒往知古之勞；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以逃世笑。竊不自揆，避地來滇南，深慚偷生無補國難。杜奮私臆，竊教課之餘暇，閉居一室，妄自落筆，歷時一載，成此區區五十萬字。又復敝燕石，妄自珍惜，謂散亡之無日，保藏之難周。朝脫稿，暮付印。欲於我先民約以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跡，幸有當於其萬分之一，二。以視往者司馬氏之鄭重其事，古今度量相越，豈不足以愧煞人耶！
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指摘。嚴其申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焰，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復之大體者。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托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范諸君子扶翼之，又必有賢有力者獎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篲而前驅，其為榮又如何耶！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並申訴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錢穆屬稿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原载《黄花岗杂志》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