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紫丹

 

我們要秉持一個什麼樣的治學態度來對“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二者，并進行比較研究呢？答曰：“實事求是”。但我們說的“實事求是”是古人原汁原味的“實事求是”，與毛澤東的“閹割版”大異其趣。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對“實事求是”作了一個“割頭”的手術（權術），他說：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這樣，毛澤東就在兩點上曲解了班固“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原意：第一，“實事求是”原本是講治學態度的，毛把它胡謅成哲學理論，既牽強附會，也全無必要，且不說他還別有用心；第二，“實事”的“實”原本是個動詞，是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意思，就是“實其事”。毛舍此意，而曲解為天然地明擺著的、不分青紅皂白、真假善惡而唾手可得的“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這樣對“實事”的“實”進行了閹割，只留下了“事”，解做“事物”，就等於使人在“事物”面前不用做核實、證實、落實、求真的功夫了，可以無所作為了。可見，從我這一方面說，堅持要回歸本真，決不是一味地摳字眼，而是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的。因為“實其事”太重要了，是“求其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無前者就無論如何也不能求到後者，此其一；再則，“實事”也並不是如毛澤東輕佻地解說的那樣，像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事物”。相反，人類在撲朔迷離的世事面前，欲達“實其事”的目的，談何容易？全世界所有的科學家在實驗室裏，運用最先進的設備、使用最精密的科學儀器，終生含辛茹苦、嘔心瀝血，所求者何？是在求出事實的真相——宏觀或微觀的、比較準確的資料。從另一方面說，像對 “實其事”，這麼重大、艱巨而無可逾越的一步，如果故意加以玩忽，讓人視若無睹，而卻在下一步——“求是”上，裝腔作勢地大做文章，這樣“舍本”，怎麼能“求”到“是”呢？除非此人是毫無“求是”之意，全然一片玩權售奸之心。林副統帥在日記裏記載有，他的正統帥總是把不是他的意見強加給他，然後再來批判他；這算是信手拈來的供你思索、供你觸類旁通的一條線索吧！再如，鄧小平不僅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實事求是”，而且宣稱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9頁）那麼，他究竟是怎樣“實事求是”的呢？他能求到“是”嗎？也讓我順舉一例：他對反右運動定性說，“反右是正確的，問題是擴大化”。試問99·9%以上都錯劃了，難道還能說“是正確的”嗎？怎麼會發生這種顯而易見的嚴重錯誤呢？就是因為他在“實事”上採取“宜粗不宜細”的打馬虎眼的態度，首先不能對反右運動認真地“實其事”，這當然就“求”不到什麼“是”了。有鑒於此，我們就決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再也不能走他們毛、鄧這一條通過假相求歪理的的認識路線，而是要本著不走樣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的本意，首先是嚴格地本著原著精神，在弄清、而不是歪曲兩個“史觀”真意的基礎上，再來比較它們的是非曲折，即先求出真相、再來求真理；只有兩個 “真” 合二而一，問題才能得到真正、正確解決。也就是做到了唐代顏師古所解說的那樣：“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一、兩種相反的宇宙觀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

有一篇文章，《對孫中山民生史觀的幾點認識》（作者：黃列），就是對毛的觀點作了充分的展開。我為了避諱斷章取義之嫌，就乾脆整段照抄，然後就窩下蛋，一抒己見（括号内）：

 

民生史觀又把人們要求吃飯、穿衣的物質需要，還原於一般的、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不只說了“抽象的‘求生存’的欲望”，國父還說過：“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國父說的這個“人類的努力”，就是實際的求生存的活動：“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孫中山選集》，第693頁)。所以我認為，國父無論如何也總不至於“唯心”到讓人們只有“抽象地‘求生存’的欲望”吧！），並把“人類求生存”作為進化之原動力，這就陷入了二重性的矛盾。這裏的問題在於，“生存”這一含義是屬於物質性的生活要求，還是包含如同動物的一般“求生” 之本能，這是評價孫中山是屬於一元論唯物史觀還是二元論的歷史觀的關鍵。我認為，就算孫中山屬於前者，也不能證明他的歷史觀是一元論的唯物史觀。（正好與此相反。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屬於客觀存在，都不是主觀臆造。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術語就是，都是“唯物”的。）因為，孫中山明確地說“民生”是 “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注5]這就離開了社會發展過程中各個歷史階段的特定生產方式而談 “民生”的一般問題。（這只能說明，評論者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中心”或“重心”？如果真的“離開了”生產、經濟等，那它就成了孤零零的光杆司令一個，還怎麼當“中心”或“重心”呢？當誰的“中心”或“重心”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生產方式決定生活要求，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各個不同階級、集團各有自己的物資要求，人們的所謂求生意志與動物單純為了個體“求生”而爭鬥的狀況有著本質的區別（此言差矣！待詳述於稍後）。孫中山的主觀願望是善良的（雖然“善良”，畢竟是唯心論。明揚而暗抑，作者用心可謂良苦也矣！），希望全國人民都能有飯吃、有衣穿，但是他離開了生產資料歸誰掌握的問題，離開了階級鬥爭與專政的問題去考察歷史發展的“原動力” 。（數百萬年的無階級社會，無階級鬥爭、無專政的問題，那時該怎樣考察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呢？階級社會滿打滿算也不過半萬年。即便在這半萬年的階級社會內，由於社會現象複雜紛紜，整個社會的利益結構就越來越錯綜複雜。看問題就要切忌讓“階級”一葉遮目。“階級”也只是社會分類學中的一種分法，另外還可以按區域、國家、民族、種族、家族、性別、年齡、職業……分類。在實際的現代社會中，一個人可以有多種身份、多種不同的利益取向。難道要一律簡單化，讓古今中外的人類都來執行最高指示：“以階級鬥爭為綱”嗎？何況，在同階級內，資本家與資本家、工人與工人也充滿鬥爭，甚至於更激烈，更你死我活；毛劉周朱陳林鄧同屬無產階級，而且據說還都是“先進分子”哩；難道世界上發生的階級鬥爭，還有比他們更烈的嗎？再激烈也不過你死我活。再者，階級鬥爭如果真像馬列毛所說，是歷史的原動力，那中國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應該成為世界上科學文化最先進、工業農業最發達、社會景象最繁榮、人民生活最幸福……所有好事，在中國都是“最”才對；因為中國最講階級鬥爭，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且據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如果餓死幾千萬人，發生在美國，而不是中國；如果中國人住小洋樓、開小汽車，如果中國“總統”搞男女關係就被彈劾，而不是如今這般烏煙瘴氣，無官不貪、無官不養二奶……那才是最高指示英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句頂一萬句；那才讓“歷史原動力”大顯神靈呢！意猶未盡，後面還要細說。），最終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背道而馳的。（孫先生當年“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背道而馳”，放在今天看，社會主義或者“實亡”、或者“名存”，倒是證明他老先生真是先知先覺者。）

 

孫中山將人類求生存不可缺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生活資料，與“求生存”的欲望、要求看成是互為體用的“原動力”，這正是他的“民生史觀”屬於二元論或唯心論的實質所在。他不懂得階級社會中的人，不僅是“群”，而且是劃分為階級的；他不懂得社會基本矛盾。人與動物雖都有求生存的要求，但兩者不能混同。人是通過生產流動獲得生活資料的，這就有一個生產資料歸哪一個階級的掌握的問題。他不懂得（不是不懂得，而是不認同）生產決定生活（因為事實上正好相反，生產是由消費決定的！實業家不盯著消費而生產，就是盲目生產，就會虧本；農民不根據消費的需要來生產，就會應了那句諺語：“吃不窮，穿不窮 ，打算不到一世窮。” “消費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孫中山選集》，第825頁）。如果不是為了生活，人類就會“決定”不生產了。因為人類對“生產” 並沒有特殊的嗜好。須知，生產只是為生活服務的手段，生活才是目的。目的與手段，哪個更具有基礎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話：“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3頁）”。“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義在於促成目的之實現。如果說生產決定生活，那就成了手段決定目的。），離開了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而談生活資料的“公平分配”，必然流於空想。（國父其實是這樣說的：“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要同時注重的”，應採取“分配公平方法”【注:《孫中山選集》，第860頁】。）

黃列把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的區別歸結為三點：

1.關於階級鬥爭問題。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注6]由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把階級鬥爭作為“因”，社會進化作為“果”是一種“倒果為因”的理論。[注7]其實，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並不認為階級鬥爭在人類一開始就存在，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僅僅同物質生產方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在近代，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確實是社會進化時所發生的一種病症。據我直觀得知，每當發生階級鬥爭出現，就是社會出了問題，出了毛病。在現實生活中，地主與農民、資本家與工人，在正常情況下，不僅是相安無事，而且總是階級互助、友好合作的，只有或者是地主資本家為富不仁，或者是農民工人刁鑽奸猾，雙方才會起摩擦，即發生階級鬥爭。而鬥爭的結果，不管誰輸誰贏，都是對社會發展起促退作用的，遠至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近至共產黨統治大陸60多年，實事都是歷歷在目，在在如此的。總之是，在風平浪靜的年代進步最快，階級鬥爭激烈就帶來災難，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就帶來浩劫，以致社會瀕於崩潰。難道竟會跳出一個社會的左憤，喪盡天良地誣指事實與此相反不成！至於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那就不是一般的病症，而是社會得了癌症，如果手術不及時，那就只死不活。事實昭然，無可反駁。就連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澤厚都曾反思道：“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勞動階層會產生新的政治訴求，甚至組成政黨。但認為工人階級應該掌握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乃至主導人類的未來，卻是馬克思主義的神話。”【見李洪林：《朱厚澤的精神財富》，原載《往事》第100期】）孫中山本人在進行民主革命時，也不自覺地採取了階級鬥爭的形式，以期推翻清朝，建立民國。顯然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形態更替的直接動力，它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可能作全面理解，他把它作為一種“病症”，說是“倒果為因”，這恰恰說明，孫中山是以”“互助”的“社會主義”批評馬克思主義的。（雖然互助與競爭都存在，但畢竟在比重上，互助對社會的進化作用要大得多。國父說：“ 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頁】夫“主動力”者，主要之動力也。又說：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孫中山選集》，156頁】社會的進化既得益於互助，又得益於競爭，但畢竟以互助為主、為常態，這就是一個國家、民族、群體、家庭、單位人們之間，要大力提倡團結，說“團結就是力量” 的原因 。）

2.關於剩餘價值學說。孫中山過分強調社會分配的社會化，以為這樣就可以消除資產階級的中間剝削。在孫中山看來，剩餘價值不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而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共同作出的貢獻。他雖然認識到，“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為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注8]但是，他又認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注9]這裏，孫中山在一個關鍵問題上，混淆了剩餘價值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性。（什麼叫做“混淆了剩餘價值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特性”？簡直不知所云。國父對剩餘價值學說的評論是非常科學的，具有先見之明。他不僅指出各種有能力的人，如資本家、科學家、管理人員對創造剩餘價值都有份，而且他還認為：工人僅僅生產了商品，而製造出來的這些商品還必須經過商人的銷售，最後由消費者購買了之後，才能產生剩餘價值。工人生產的產品如果沒有商人的銷售和消費者的購買，堆積在倉庫裏，最後商品只能變成廢品，那就不能產生任何剩餘價值。這就是說，全社會每個商人、消費者，也都參與了剩餘價值的創造。他說：馬克思「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國父以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僅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70頁】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餘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一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一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一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一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你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你一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你一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你帶來的，應該說是你剝削了我才對。

“剩餘價值”的概念是由馬克思生造的“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兩個概念，再加上價值概念，推演出來的。但是，“資本”只能是可變的、可增殖的，如不可變，還叫“資本”嗎？也就是說，“不變資本”實屬無稽之談。不言而喻，投入廠房、設備、原材料的資本，也是可變資本，也能帶來剩餘價值，如魯賓遜的漁網。馬克思製造的“價值”這個概念，也經不起推敲。比如馬克思創作《資本論》，因為是獨創的、是獨一無二的，你怎樣計算出產生它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呢？跟誰平均呢？無法算出平均勞動時間，怎樣確定它的價值？這且不說，難道《資本論》的價值能用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嗎？同樣可以令人笑掉牙齒的是，你怎樣確定齊白石畫的那幾隻蝦的價值？真假不必考證，據說有這麼個笑話：齊白石要買白菜，對賣白菜的說：“我要買你這車白菜。”賣菜的把菜送到他家，齊白石拿出他畫的白菜，說：“我用這張畫兒換你這車白菜，怎麼樣？”“你說的倒便宜，一張白菜畫兒就換一車真白菜！？”其實那張畫遠超出那車白菜的價錢。還有一個問題：一個演員在電視上做幾秒鐘的廣告即可有巨額金錢的收入，這個價值怎麼計算？

現在我們再來就者剩餘價值的來源，用反證法來求證：如果“剩餘價值”唯一地由工人創造，歸功於工人，那麼，資本要是經營虧本了呢？是否就是工人創造了負價值，因而就應該責無旁貸地歸罪於工人、而讓其陪出虧損呢？可事實上決非如此。資本家寧可自己去跳樓，也沒有哪位資本家叫工人去承擔損失。當然，如果像現在的工人加入了股份，那他就當然要按股份承擔利益或損害了。這樣說下來，就足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既不通情、又不達理、漏洞百出了。

國父在民生主義中說：“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製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不管是製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緻，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止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廠所制出來的汽車的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象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兒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

剩餘價值一不是為工人所獨創，二有不變資本參與，三不是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所在，四不是使無產階級貧困化，五不是促使中產階級消滅；而恰恰是與他所說，反其道而行之。他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資本論》第一卷第829頁，一九七五年版）。資本家所以應該被剝奪，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所以要被消滅；在馬克思看來，這實在是天公地道、天經地義。這就是“唯物史觀”的反動邏輯！豈不知，正是這個“剩餘價值”，用在擴大再生產上，發展科技、改進設備，促進了生產力史無前例的飛速發展，對社會作出豐厚的回報，使人類精神的、物質的、制度的文明蒸蒸日上；正是這個“剩餘價值”，用在納稅上和弘揚捐獻文化上，巨額的社會財富使民富國強，打碎“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夢囈。當年國父持“走著瞧”的態度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他總是重事實、重試驗，不像馬克思總愛偏激、武斷、走極端。於今，一切都已大白於天下，事實已如板上釘釘，作出明確無誤的回答。這便是，歷史的車輪，已經無情地碾碎了馬克思螳臂擋車的聲嘶力竭。）

正由於孫中山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所以他主張採取“分配公平方法”來解決民生問題。他說：“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他把“互助”作為人類文明進化之動力。但是在階級社會裏，不推翻剝削制度，是不可能做到“分配公平”的。（現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通過國家政策、社會福利、工會維權等措施，儘量做到分配公平的。）

3.關於如何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問題。孫中山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他說：”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專政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應；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注11]他的結論是，“用馬克思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他幻想以“民生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宣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這一命題的是恩格斯。他的根據是，他和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並隨後建立了剩餘價值學說，由於這“兩大發現”（恩格斯語）， 社會主義便由空想變成了科學。

恩格斯的這一命題，前後慘遭兩任中共領袖“否認”——

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用邏輯推理的方式加以推翻。他在《實踐論》中說：“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不僅如此，就算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毛接下去進一步論斷：“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史達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這個說法提供一條什麼邏輯呢？就是，當社會主義連影子都沒有的時候，馬、恩和世界共產黨就斷然宣佈什麼“科學社會主義”，甚至“科學共產主義”；這和毛自己在大躍進年代宣佈“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樣，半點“科學”都沒有，它的正面意義只是提供了“科學”和“鬼話”的鮮明對比！

後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用具體事實加以推翻。“八九”民運之後，我出席省人民代表大會，會上傳達檔（？）批判趙紫陽的錯誤言論，作傳達的人氣急敗壞地揭發道：“趙紫陽說：‘什麼是社會主義？誰也說不清。’難道真的說不清嗎？”這時我們代表們都沒有出現傳達人所期待的同仇敵愾，而是面面相覷，互相交頭接耳，嘁嘁喳喳（其中不乏省、地、縣、鄉各級的領導人和教授、專家、學者等等飽學之士）：“你能說清嗎？”“我不能。”“你能說清嗎？”“我也不能。”……就這樣渾渾噩噩地搞了三十年“科學”社會主義！現在如夢初醒，“到底社會主義是什麼玩意？”好吧！讓我們來聆聽傳達人怎樣界定“社會主義”吧！不期，仍是讓我們撲了空。還是後來鄧小平南巡時才亡羊補牢、後補出個說法。從此大家便奉為社會主義的經典定義。

在趙紫陽的話說過之後，發生了蘇東劇變，共產主義腥風血雨的這一頁歷史，便被基本上給掀過去了。只有中國還在垂死掙扎，還在對馬克思主義這匹馬，“死馬當做活馬醫”。被洗腦幾十年才灌進去的那句謊言：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變成了一句主賓顛倒、冷嘲熱諷的風涼話：“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

讓我們來看看，現在大肆鼓而噪之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 、被剝光了外衣之後，倒是個什麼東東？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用八個字把它們的外衣剝個精光，曰：“既不‘社會’也不‘民主’。”這簡直就像《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裏那個小孩一樣，指著光屁股的皇帝說：“他什麼也沒穿呀！”

朱厚澤用樸素直率的語言，對這八個字作了如下說明：（原文不長，曉暢易懂，另加解釋都是多餘的。

什麼叫“既不社會”啊？我們是以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我們是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實際上我們這個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用國家把社會“吃”掉了，“國家”把“社會”吞沒了，一切都聽命於官方，聽命于官員！從幼稚園管到火葬場，從婚姻登記就開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場以後，人已經死了，我們的政府還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後輩。在談到他（她）的後代的時候，還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個什麼人，真是荒唐之極。總之，國家代替一切。

什麼叫社會主義？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才叫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社會的繁榮，為了社會的自主，為了社會生動活潑地自主向前發展。我們反對過去的政權對社會的壓制、統治、限制，所以我們是為社會解放而奮鬥的一群人。我們組成一個黨，就是不滿意原來那種國家對社會的統治、限制、專制！是為了社會解放，不為了社會解放，你搞什麼社會主義啊？

用政權控制社會，而把社會自身的發育和成長給弄掉了。在用國家來代替社會的過程中，這個國家的政權從產生、授權，一直到它的運行過程，到它權力行使的監督，有沒有民主？沒有民主！授權都不民主，權力的運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履行，權力運行的結果缺乏有力的監督。所以說我們當今的社會是“既不社會，又不民主” 【見李洪林：《朱厚澤的精神財富》，原載《往事》第100期】。

毛澤東對“民生史觀”採取的是敵對的態度；宣佈“民生史觀”為“唯心論或二元論”，就等於是置它於死地。本來，“唯心論或二元論”也沒有什麼不好，學術思想應該是多元的嘛！但在共產黨的心目中是肅殺百家、獨尊馬列的。“唯心論或二元論”在學術上就是“錯誤”的代名詞，而且劃歸“敵人”的範疇，稱之為“死敵”、“大敵”。在毛澤東誇獎為“這個解說極好”的《實踐論矛盾論解說》中，作者李達寫道：“唯心論的唯理論，是辯證唯物論的死敵，我們固然要堅決地打擊它；就是唯物論的唯理論，也是辯證唯物論的大敵，我們也絕不能輕易放過。”【該書61頁】。）

毛澤東對“同唯心論搞統一戰線”指責道：“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為批判《紅樓夢研究》，《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的信》，《人民日報》1967年5月27日）不過，搞統一戰線就是甘心做俘虜嗎？這是什麼心態，又是什麼邏輯？

 

二、民生史觀的基本定律

 

“民生史觀”是國父創立的獨樹一幟的政治學、經濟學之哲學原理。他在對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講演時說：“民生二字為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於政治經濟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聞，即在外國亦屬罕見。”（《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頁。）這是國父堅持“民為邦本”，終生關注民眾疾苦，以解決民生問題、建立民生主義社會為三民主義革命的最終目的的哲理依據。從哲理上著眼，他是緊緊地以唯物史觀作為參照系，兩相比較而立論的。民生史觀是主體史觀。所謂歷史，它的精髓就是，從主體出發、通過主體、達到主體目的的實踐過程；唯物史觀是客體史觀，見物不見人是其致命傷。國父創立的民生史觀，概觀之，則為兩條基本原理；準確地說則是，一條基本原理導致一條基本定律。一條基本原理是：“民生是歷史的重心”。與這一原理相比較的，是要對照著說明：“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孫中山選集》，第812頁。）

另一條是，由“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導致“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這一條是與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集中體現在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論述上。國父評價道：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65頁。）

现在，讓我們來求證：人類求生存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

對一個問題，不能憑空口武斷就下結論，而是定要擺事實、講道理，認認真真進行論證。當靜觀構成社會的各種重大因素時，查明民生就是它們的中心、重心、重點；查明動觀影響社會歷史發展之原因、促進社會進化之動力、原動力、主動力者，也是這個民生。那麼，民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一個動點——人類求生存的軌跡。就是說，如果逐條證實民生構成社會各因素的中心、重心、重點，又是構成社會進化之原因、之動力、原動力、主動力者，那麼，人類求生存作為社會進化的定律，就可以獲得肯定；這樣，它作為挺拔的真理，將如同日月經天般地、恒久地照耀人間。

我們發現，關於民生史觀的研究，只有在與唯物史觀的相對照、相比較中才能顯現出涇清渭濁、經緯分明。現在，讓我們條分縷析於下：

 

（一）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第一、我們要明確一下概念，以免由於詞義領會上的歧義，節外生枝，言不及義。

 

1、民生

國父對“民生”下定義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802 頁。）

“民生”是民生史觀的核心概念，是國父領導革命的終極關懷；不似共產革命的最高和中心問題是奪取政權。跟著毛主席打江山、保江山，就是生命的最高價值；“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此乃唯物史觀要解放全人類的真諦也。反觀民生史觀，它沒有那麼大的雄心壯志，它的真諦包括在三條基本內涵裏：

一是：類的存在論。所謂“社會的生存”，國父解釋道：“‘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孫中山選集》，第617頁。） 這是指“生存”現存的層面而言的，如指繼續“求生存”，那麼，社會就是人類。因為，作為個體或有限的群體，在歷史上總是短暫的，只有“類”才是持久的。所以他把人類求生存奉作社會進化的定律:“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孫中山選集》，第817頁)

二是：謀生的方法論。對國民的生計，國父說：“人類之生活，亦莫不為生計所限制，是故生計完備，始可以存，生計斷絕，終歸於淘汰。”（《孫中山全集》第2卷， 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10頁）生計中的第一計，就是安排生產，這是不需要多高的智慧和多大的學問就可以做出的決斷。可國父卻針對馬克思的庸見，別出新裁地說：“消費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孫中山選集》，第825頁）。“由漢冶萍這一個公司的情形來說，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孫中山選集》，第825頁)。有位學者問道：“他說民生消費是歷史的中心。實業、生產當然要靠市場消費，但如果沒有生產，又拿什麼東西去消費呢？”（見《孫中山民生史觀析論》）可是，更應該提問：“如果沒有消費呢？”答案就是：“那麼，生產就沒有動因了，就是說，打根就不會產生‘生產’的念頭。”接著，我們再來探討：“如果沒有生產呢？”答案是；“那麼，消費就不能當中心了。正是因為有生產，生產圍繞消費轉，消費才成為中心。生產如果不圍繞消費轉，生產者的神經必定是出了毛病。是的，是出了 典型的“毛”病，毛澤東時代為生產而生產，為追求產值而生產，為填滿倉庫而積累，為積累而積累的倒行逆施，不是大發神經病嗎？

三是：生活的本體論。國父最重視的就是群眾的生命。那時候，中國人口有所減少，曾引起他對種族的生存，憂心忡忡。因為群眾的生命是所有與人有關的萬事萬物的載體。有生命，一切才能談起；如果沒有了生命，宇宙的一切對於人就都成為“無“，江河空流，日月空轉；個體、家庭、國家、民族、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全都免談（包括我們正在談興正濃的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在“如果” 面前，也無從發生）；如此這般，宇宙啊宇宙，全都成了不可思議的漆黑一團。不！漆黑一團還意味著“有”，連漆黑一團都沒有了。

宇宙之間，人為中心，生命為大；此乃國父民生史觀基於博愛的胸懷、豐富的人性與唯物史觀基於鬥爭哲學、大搞同類相殘，把上層建築——國家機器，在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地變為日夜轟鳴的絞肉機；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中國僅在土改中就殺了300百萬地主。“好得很！”毛澤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19 頁）這個論斷是徹頭徹尾的反動謊言，應該糾正為：“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阻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從動機到效果，都使封建統治得以更新換代。作為制度，封建主義被挽救和強化了。因而，這個混戰的過程和結果，就使社會生產力大大地受到了破壞，需經多少年的殘喘之後才得以恢復。”

 

2、中心、重心

一個物體各部分所受重力不均勻，所產生的合力作用點，叫做這個物體的重心。如果所受重力均勻，重心與中心就合二而一。中心是距邊界等遠的一點，如，三角形三個角的三條分角線相交於一點，這一點便是三角形的中心；三角形的三條中線相交於一點，這一點叫做三角形的重心。中心、重心，共同的意思是指事情的中心、重點或主要部分。在漢語辭彙中還可以找到它們的近義詞，如：關鍵、要領、要害、為本、為綱、重頭文章、重頭戲，等。

 

3、人類求生存

人類求生存=願望+行動，就是解決民生問題。

 

4、社會進化

國父是進化論者，但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說:“夫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 “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孫中山選集》，第156頁。)。人們認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即：由物質、物種而入於人類時期——紫丹注)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孫中山選集》，第156頁。)。 “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為妙也”(《孫中山選集》，第365頁。)。 “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頁。) 又，由於人是動物進化而來的，故而，國父說：“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360頁。)

 

5、定律

定律也叫定理，社會科學上的定理也叫規律或法則。規律的規範的運算式，是由“凡是。。。都必然。。。”組成的一組命題。命題有a原命題、b逆命題、c否命題和d逆否命題四種。a和d、b和c是同價命題，即同真偽。以本定律為例：a凡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都必然促進社會的進化；b凡是促進社會進化的活動，都必然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c凡不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都必然不能促進社會的進化；d凡不能促進社會進化的活動，都必然不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在幾何學上證明“軌跡”的真偽，需從a（或d）和b（或c）來論證——a（或d）保證普遍必然性；b（或c）保證純粹必然性。規律也是要從正反兩面得到求證：a凡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都必然促進社會的進化；c凡是不是人類求生存的活動，都必然不能促進社會的進化。論證命題為真時，方可得出結論：人類求生存必然促進社會進化，這是一堅定不移的定律。

 

6、動力、主動力、原動力

推動物體運動的力叫動力，如電力推動馬達運轉，如無電力馬達將是一塊死鐵；如果幾種動力組成合力、共同起作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那個便是主動力；電力是帶動馬達運轉的動力，水力發電的水力便成了動力的動力，名之曰：原動力。

 

7、因、果

分開來說便是原因和結果；合起來是講因果關係，即前因後果。雖然因果在時間上表現為前後關係，但許多有前後關係的事物並不都具有因果聯繫，例如兄弟，從稱謂上講，可以說因為出生在前、所以為兄，出生在後、所以為弟。但生兄（弟）並不是生弟（兄）的原因（結果）。世界上萬事萬物無不具有因果性。但一則，大都是一因數果、數因一果或數因數果，幾無一因一果的情形；二則，雖然因果性到處存在，但它卻隱藏在現象背後，沒有直觀性。所以往往很容易出現因果聯繫不對，甚或倒因為果。例如:“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孫中山選集》， 第819頁) 再如，醫學上有一項統計，證明睡眠時間少的人長壽。如果你把這當成一條因果律，為了長壽就故意少睡，那你就錯了。因為又有更進一步的調查研究說明：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因），睡眠時間少（果）；精力充沛的健康人（因），長壽（果）。這裏出現一因二果。誤將長壽歸“因”於睡眠時間少，是將“二果” 錯安成了“因果”關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因果鏈條上，比如甲、乙、丙三事物，乙對於丙是因，而對於甲則是果。所以，是因、是果，一定要明確是對誰而言。

 

第二、名詞界定後，再來求證：民生是歷史的重心

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說：“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的主義。見得自己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要是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孫中山選集》，第825頁）

 

1、經濟的中心  

“數年前有一服從馬克思主義之學者，研究社會問題 ，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符之點，於是提出疑義，逐條並舉，…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之大義有雲：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產生與分配 ，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云云。”

 

“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第一是交通事業……第二是礦產……第三是工業。”(《孫中山選集》，第841頁。)

 

2、政治的中心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孫中山選集》，第876頁)。

“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裏頭無論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注:《孫中山選集》，第738頁。)

 

3、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

對所謂“種種歷史活動”，我這裏只舉卓犖大端、文武兩種活動，即：軍事和教育，以明之。

 

A、軍事

 

軍事既是國家重大活動，又是國家機器主要組織之一。解決民生問題怎麼能體現也是軍事活動的中心呢？國父說：“人類要解決生存，必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孫中山選集》，第693頁)。“保”就是進行保衛，包括運用武裝力量保衛和平生活和抵禦外敵入侵。國父精神和事業的繼承者蔣中正先生帶領國民革命軍戡平內亂，消滅軍閥（包括共產黨）的割據，以及領導偉大的抗日戰爭、取得近代史上抵禦外侮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取消了不平等條約，使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為國際公認的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並參與了創建聯合國，中華民族真正站立起來了。可恨，由日本搭救了的共產黨假日滅蔣、自己于深山養精蓄銳，乘兩敗俱傷、國軍處於強弩之末，便如猛虎下山，瘋狂地大摘勝利果實。一代民族英雄，敗于發國難財的賣國賊之手，對於完成國父“人類要解決生存，必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的任務，卒致功敗垂成，而為歷史留下一聲巨歎！從此，中國民眾民生多難矣。

 

B、教育

在共產黨篡政的1949年，我們學習唯物史觀的第一課，就是“勞動創造了人”。勞動的內涵是不僅會使用工具，而且會製造工具，這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

問題是，“人”與“勞動”誰在先？既然是“勞動創造了人”，當然是勞動在先。但這就產生了悖論：勞動只能是人的勞動，難道沒有人之前會有勞動嗎？於是我們不妨這樣設想：一個類人猿偶然間按著使用的目的，打磨了一塊石頭。他便第一個變成了人，別的類人猿學習他的動作，然後便學會了做人。可是，現在已經發現並非唯有人類會勞動，動物也不僅會利用工具，也會製造工具。看來，說“勞動創造了人”是說不過去的了。但從人學習勞動中，還可聯想到，人還要學習不是勞動的勞動，例如採集果實等不用製造工具的求生存的活動，也是自幼學會的。還有，要學習風俗習慣、原始宗教等生活事宜。學習是人類得天獨厚的本領。動物雖然也會製造工具，但它們不會學習，會的那點東西是它們的本能。製造工具對人來說也非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人為萬物之靈，就靈在會學。鳥有翅膀能高飛，人可以插翅高飛；魚用鰾呼吸可以游水，人用肺呼吸也可以游水和潛水；嫦娥是神仙可以奔月，人同樣能登上月球。孔夫子說：“學而時習之。” 正是把雛鳥起初練習學飛的動作取喻為“學習”的，而在真正的意義上會學習的只有人類。反過來說，人之所以能從生物體變成社會體，全憑著學習。因為有學就有教，所以說，教、學是雙向同時並舉的，普通的說法就是“教育” 。看來，人與動物本質的不同之點不在製造工具，而在教育，曰：“人是教育的產物。”也就是說教育（或說學習）就是人之為人的前提條件。

凡是有目的地教人求生存的活動，都是教育，這就是教育的本質，包括廣義的家庭、社會和環境的教育與狹義的正規與非正規的學校教育，都是貫徹這個中心目的的。如果說人類所有其他活動都是造就客體或兼及主體，那麼，教育就是專門造就主體的實踐活動。它以造就人的本質、增強人的主體性、為唯一的目的。這是比人類任何實踐活動（包括所謂“生產是人類的基本實踐活動”在內），都更基本的實踐活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教育；人類有多麼永久教育就有多麼永久；生活有多麼廣闊教育就有多麼廣闊。人是目的，充分地體現在教育中。教育使人在求生存的活動中增強主體意識及其權能，即，使人有主體意識、有權利、有能力要做主體、決不要做供別人驅使的客體，即便聲稱這種驅使是為了解放全人類、這樣偉大而崇高的目的，也不行。

教育如不以教人“以主體資格、求生存“為中心，就會走向反面：表現為一般錯誤，就是誤人子弟；表現為邪惡就是教唆；表現為罪惡就是規定“階級鬥爭是主課”、就是毒花青年的心靈、就是摧殘人性、摧毀人之所以為人的人權。

“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孫中山選集》，第810頁。)國父批判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孫中山選集》，第812頁）

 

（二）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和原動力

 

關於這個原理，國父有下列諸論述：

“人類求生存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很容易。” (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0頁) 生產，你不能說它不是動力，但民生才是動力背後的動力，即原動力。根據牛頓“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定理，把“馬拉車”說成“車拉馬”也可以，但究竟誰是發動力，誰是被帶動的，這是不能顛倒的。

“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孫中山選集》，第830頁。)。…“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孫中山選集》，第835 頁。)

1912 年 10 月，國父在上海中國社會黨黨員大會的演說中指出： “人類之在社會， 有疾苦幸福之不同， 生計實為主動力。 ”

“後達爾文而起之哲學家所發明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而不在於競爭，如其他之動物者焉。故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為妙也。”(《孫中山選集》，第365頁。)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人類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69頁）

前面我提到的那位學者，對此，又評論道：“他說‘民生是一切社會變態的因’。那麼它是不是果呢？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孫中山便說過，吃飯是最大的民生問題，‘中國人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外國經濟的壓迫’(《孫中山選集》，第847頁。)。這裏，孫中山已經將民生消費視作果，而將農業和其他問題視為因了。”這位先生是在因果鏈條上，用“乙是甲的果”，來否定“乙是丙的因”。他玩了個“偷換概念”的遊戲。

國父說:“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鬥爭和工人痛苦，那些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孫中山選集》，第835—836頁。)。

民生主義第二講又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的組織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甚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的痛苦，那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

所以國父說馬克思是“倒果為因”。

李大釗也是“倒果為因”，他說: “馬克思則以‘物質的生產力’為最高動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可他沒有想一想：如果不是為了民生，‘物質的生產力’本身，也就釜底抽薪、沒有了動因。

當我們確認：民生是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的重心；是歷史發展中歸根結底的原因和原動力。這就確證了國父為我們揭示的那條社會進化的定律是千真萬確、顛撲不破的。

作為反面教材，我們再來系統地論述一番唯物史觀，以便使這一人類求生存促進社會進化的定律，再進一步從反面得到證實。

 

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就站不住腳

 

關於唯物史觀，馬克思在1859年1月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作了最簡要、最經典地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二卷第32-33頁）

國父根據對歐戰以後，馬克思的信徒發生分裂，互相攻擊和詆毀的觀察，得出：“由於這些攻擊詆毀，馬克思的學說便發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

同理，馬克思在中國的信徒毛澤東，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也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了詆毀：“首先製造輿論（按：這是意識形態），奪取政權（按：這是上層建築），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按：這對於上層建築叫經濟基礎，對於生產力叫生產關係），再大大發展生產力（按：發展生產力倒成為最後的果了），這是一般規律。（按：這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所揭示的規律，正好因果顛倒、大唱反調。）”（《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2頁）他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同上）他舉例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闢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發展起來。所以，把毛的表述換做唯物史觀的術語，就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且慢！毛不是還說了一句‘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嗎？這只是為了給洋祖宗面子和在黨徒間尋找共同語言而謀求的妥協啊！明眼人一望而知，那是一句前不著邊、後不著沿的空話！這個所謂“當然”，既沒有任何例證、又沒有任何邏輯的支援，全然一個空蕩蕩的“想當然” 嘛！”（同上，第131-132頁）

 

（一）不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而是人類求生存創造社會存在

 

首先、“存在決定意識”作為命題是有可能的。

因为說“存在決定意識”，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在人類（意識）出現之前，大自然早已存在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這個事實只能說明：存在在先，意識在後；止此而已。在先的一定決定在後的，或翻過來說，在後的一定決定在先的。二者都找不到事實上的根據，邏輯上也推不出這個理。所以我說，“存在決定意識”作為命題，是有可能的；但作為定理，則是“待證”。

其次、決不能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如果說，大自然的存在發生在人的意識之先，那麼，決不能說，社會存在也發生在社會意識之先。理由簡單不過：世界上一秒鐘也沒存在過“沒有社會意識的社會存在”，因為沒有社會意識就不叫社會存在。社會意識是反映、同時創造社會存在的。二者的關係是雙向互建的。從哲學家康得到心理學家皮亞傑，對此先後作了邏輯的論證和多學科的實驗。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人化社會和社會化人，是互化、互建，而不是單向、片面誰決定、誰被決定的關係。如果硬要說“決定”，則寧可說：“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因為，大自然是自然的存在，你不能說是誰創造的；可是，社會可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意識的人有目的地創造出來的，是意識指導下的產物。持唯物史觀者——馬克思辯解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7年3月22日前後)，《馬克思恩格斯　選集》第1卷，第585頁)他說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好像這一說就“唯物”了。豈不知這樣的條件，作為社會存在也是人創造的，不過這個“人”不是今人而是先人而已。如僵持說，先人碰到的也是既定的社會存在；那麼，追究到底，仍是人創造歷史。因為，從發生學上講，人類求生存的活動與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同時發生的，並不存在一個時間差。

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最有力的反駁將是，馬克思的全部學說最終要落實到科學社會主義上。我們——今人，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都弄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那就奇怪了，遠在在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是憑什麼社會存在決定了他的科學社會主義這個社意會識的產生呢？看來，這個號稱為“科學”，是有些大言不慚的，說成是“胡謅”還差不離。只是，你胡謅不要緊，卻使成億的人做了實驗品。

在《中國戰略網》上，有一種言論：“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論’、 ‘無產階級專政’論，以及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把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進行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鬥爭，把人類社會引向了災難，犯有反人類罪。”

我說，對馬克思倒不必治罪。理由嘛，即如中國頭號右派章伯鈞說給寶貝女兒章詒和的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質是書生、學者。馬克思主義是學術性質的，中國文人的說法叫書生之見。只是後來的列寧、史達林和再後來的毛澤東，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當成了工具使用。”（《往事並不如煙》第324頁）看來是冤有頭、債有主，凡罪有應得者，都不可豁免。誠請讀者，都來參加歷史法庭的開庭審判。

 

（二）什麼樣的生產力，才能“決定”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或生產關係）來？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世界上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由生產力決定出來的？是社會主義蘇聯，還是社會主義東歐？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不是。我們再設想一下，如果說蘇聯、中國等國是由於生產力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進入社會主義不夠格，有違馬克思的科學論斷（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這麼說的，現在的經濟政策是在補資本主義的課）；那麼，讓美國進入社會主義如何？說實在話，如果真的讓美國搞社會主義：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消滅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麼，我敢冒充預言家說一句：美國經濟不徹底崩潰算我眼瞎。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鐵則呢。

“為什麼蒙古和中亞西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被毛澤東捧為哲學界的魯迅的李達，自問自答道：“落後的遊牧制度的民族，要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地轉向於社會主義，其主要條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直接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後，立即實行了民族殖民地的革命，首先幫助國內各被壓迫民族的人民，推翻各民族內的壓迫者，在國際主義基礎上，團結各民族結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其次，援助蒙古人民，推翻自己的壓迫者，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直接援助，落後民族的人民，便可以跳過資本主義的階段，直接走向與社會主義了。”（《實踐論 矛盾論 解說》第308頁）

這哪里是什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連生產力的邊都不沾，純粹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出生產關係。按馬克思主義的鐵則，應該是英、美這些國家消滅了自己的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怎麼竟能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了70年，又轉變為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呢？至於在中國，當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時候，祖國還必須答應保證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繼續受壓迫、受剝削、受奴役，50年不變。港澳人民階級覺悟實在低到不可救藥的程度，竟然不歡迎“解放”。這就暴露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規律；純屬臆造。這是拉歷史倒車的反動政客的癡心妄想，主觀上想什麼、想得不可抑止時，就越宣佈它是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規律”。我聯繫到當初學的那“五種社會形態”依次出現的社會發展規律，也是胡扯。你忖一忖：每當毛澤東要想達到什麼目的，什麼就成了規律，越是在他強調“唯物論”的時候，就越是是要撒彌天大謊。空口無憑，大躍進為證。人們不禁要問：是唯物論者都要撒謊？還是唯物論者被共產黨逼良為娼？

其次、生產力決定論是不能成立的。

對“生產力是歷史的出發點和基礎”和“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等觀點，前面已作了否定的論證。並充分地確證，不是生產力而是民生、人類求生存 ，才是歷史的出發點、基礎和決定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因為人類對“生產” 並沒有特殊的嗜好。生產只是為民生服務的手段，民生才是目的。目的與手段，哪個更具有基礎性呢？下面我引用的是恩格斯的話：“目的比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3頁）”。“手段”需要唯“目的”的馬首是瞻，手段的全部意義在於促成目的之實現。

下面的兩段話，如果不是馬、恩說的，而是孫先生說的，讀者一定會認為這是在解說民生史觀，論證：歷史是人類為了求生存而進行的活動。

“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P118-119）

“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　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　，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第79頁。)

所以，把馬、恩說的關於“物質”、“生產力”的話，歸給“民生”，在理論上就成為正確的了。這時候，我突然發現：

孫先生變成馬克思了！馬克思卻變成了黑格爾；

馬克思讓黑格爾的辯證法翻了個跟頭，把頭腳顛倒了過來；孫先生也讓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翻了個跟頭，把頭腳也顛倒了過來：——

把目的和手段顛倒了過來；

把重心（中心）和旁心顛倒了過來；

把原動力和動力、主動力和助動力、動力和機器顛倒了過來；

把原因和結果顛倒了過來；

好一個唯物史觀！一個跟頭翻過來就變成了民生史觀。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四、1957年右派的大鳴大放

 

對當代的現實問題也好，學術問題也好，如果沒有右派的百家爭鳴，那就只剩下一片高分貝的言必稱馬列的震耳嚎叫，在中國的認識史上就出現了權力與謬論齊舞，漆黑同雪白一色，那樣一種假惡醜飛揚跋扈、真善美萬馬齊喑的可悲時代。雖然鳴放的代價是慘重的，但證明，不屈的中華民族既能產生出大義凜然、辛亥革命的英雄秋瑾們，就會順理成章地產生出大鳴大放的、捨生取義的英雄林昭們。他們的右派言論闡明了時代的真理。

林昭的英雄精神，光照日月，是狗熊輩出時代稀有的英雄。她出生于革命家庭，舅舅許金元是中共江蘇省青年部部長，在“四·一二”事變中犧牲。林昭曾在獄中做《家祭》祭奠舅舅：“四月十二日——沉埋在灰塵中的日期，三十七年前的血誰複記憶？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的牢獄中哭您！我知道您——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假如您知道，您為之犧牲的億萬同胞，而今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饑餓的奴隸！” 這帶血的哭訴，既奠基了她為實現馬克思科學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獻身的舅舅，又控訴了所有像舅舅那樣激情、狂熱、盲目的幾代青年，使自己的生命因獻給按唯物史觀建立起的血腥無產階級專政，而輕於鴻毛。

另一位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馮元春，“判刑投入勞改後，拒不認罪服法，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書寫咒駡污蔑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 分子……”（判決詞）死得明白坦然，沒一點畏懼怯懦，正如一位難友寫的絕命詩：明知虎豹傷人骨，敢死才上斷頭臺。屠夫縱有刀千把，億萬英雄自會來。她從哪來的這般大智、大仁、大勇呢？自答曰：“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踏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鮮血前進”！

馮元春把共產黨的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改造，從理論上說就是“唯物史觀”，批得一無是處，宣佈了它只配被徹底打倒。

1．馮元春說：“土地改革不應該把土地分給農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亂搞”；“統購統銷是變相剝削農民”；“助學金是共產黨用來收買人的”；“共產黨用封官許願高價收買一些人入團入黨，養了一批寄生蟲。好些領導幹部狗屁不通，是黨棍”；“現在的報紙和電影全是歌功頌德的東西”。

2．馮元春說，“根據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還有， “高饒沒有反人民，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們，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佈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是毛主席犯了錯誤，是史達林思想在作祟。”

3．馮元春說，“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⑴、反黨；⑵、上書30萬言；⑶、組織反革命集團”。“為什麼胡風上書30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4．馮元春說，“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這些人不學無術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蠻橫、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5．馮元春說：“共產黨的特權行為嚴重，表現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和對知識份子所謂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說他們好，不能說他們的不是。”“我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

6．馮元春說：“共產黨對外政策是一邊倒，倒向蘇聯，處處說蘇聯好，沒有民族氣節。”“臺灣局勢緊張就是倒向蘇聯成的。”實際蘇聯遠不如美國。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於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

7．馮元春說：“中國黑暗，蘇聯更黑暗。”“到處都是便衣員警在監視老百姓的行動。”“解放後工人工資沒有怎樣提高，農村鬧糧荒農民吃不飽，生活還不如從前。”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救國理念，踏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鮮血前進”！（鐵流：第二個林昭似的女英雄馮元春- 國家歷史- 鳳凰論壇）

羅隆基在《新月》 月刊（第3卷第1號）上發表了《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 批評》，他引用一位英國教授的話說：“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籍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然後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經濟理論、革命策略、理想社會四個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舉出一些統計數字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中關於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論點是不正確的： “共產派的人或者要舉出鋼鐵大王， 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一班人來做‘富者愈富’的證據。然貧者愈貧，的確不是美國的事實。”總括他的看法，就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罪惡，是揭發無餘；對將來社會的建造，是全無把握。他的經濟的理論已成過時黃花，然而他在社會革命運動上的貢獻，是功德無量。”

他1932年出版的政治論文《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文中說：

“國家是種工具，這點我們與共產黨的意見是相同的。不過共產黨認為它為資本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我們認為國家是全體國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達到某種共同目的的工具。”他認為，要解救中國於苦難，共產黨的做法與此目的正相違背：

“救國可以，救國的方法，不能與國家所要達到的目的相違背。”

徐璋本是中國頂尖的科學家之一。國內思想家謝泳評論說：“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為右派，後被投入監獄，經歷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與錢學森具有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特長，同樣人生關鍵處的選擇，最後結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當會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後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麼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徐璋本認為，第一，馬克思覑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佈，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覑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作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

比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沈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彩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

一反當時盛行的“資本主義走向腐朽、垂死”的說法，章伯鈞傳達毛澤東的《十大關係》時，說道：“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義不好。
事實上，資本主義也還是有活力的。為什麼還有活力？就是因為有多黨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員，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就是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就是活力。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章詒和：《順長江  水流殘月》）

章詒和問著名右派、老詩人聶紺弩：“聶伯伯，你讀《資本論》十七遍之後，有什麼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懷疑理想。共產黨建黨至今，不知道給我們樹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產主義，低到公共食堂。無論高或低，幾乎都很少實現。即使實現了，也很快失敗。包括現在這個不高不低的理想——社會主義，也不成功。為什麼總是實現不了？我們都是在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其實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錯了。”（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323 頁）

針對大歷史學家雷海宗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的解釋，有人批判他的右派言論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像雷海宗說的那樣，根本不是科學的話，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那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都是盲目的衝動、都是瞎胡鬧了。這也許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謬理論的真實企圖吧！”（《人民日報》，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這裏只需反問一句：“難道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不都是盲目的衝動、不都是瞎胡鬧嗎？”

 

五、兩種“史觀”在中國的命運

 

被顛倒的史觀就決定了被顛倒的歷史

 

首先，讓我們宣佈一條最高指示：“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76 頁）

於是，大陸的歷史，不管是古代史、現代史，通史、斷代史，國史、黨史、世界史，所有歷史就都統統成了階級鬥爭史，文革時又都統統成為儒法鬥爭史。史學家秉承當今“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的聖訓，把歷史給顛倒得一塌糊塗，想從中找到一句真話，都如“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作為舉例，小事不說，遠去了的不提。單提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悲壯、慘烈的反抗外敵入侵的、我們這一代老人還記憶猶新的抗日戰爭史。但瞭解這段歷史真相的，據有研究者估計，兩岸華人中卻只有可憐的區區5%，而95%的人都不知道真相。共產黨灌輸給大陸民眾的是，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不抗戰，直到共產黨打敗了日本，他才跑下山來摘桃子。中共一貫地一口咬定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四十二集電視文獻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裏用事實揭穿：中共怎麼可能是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呢？軍事常識告訴我們，像日本這樣集結上百萬精銳之師的瘋狂侵略，中國長達八年的浴血之戰，怎麼可能靠少量騷擾性的遊擊戰取得勝利呢？更何況抗日對中共將領就意味著犯路線錯誤呢？國民黨發動了22場大會戰，1117場中型戰役，38931起小型戰鬥，有多少是共產黨參與的呢？為何共產黨的將官只有左權一人犧牲，而國民黨犧牲的將官卻多達254位呢？大陸發行的電影《台兒莊大血戰》中都有蔣介石英勇奮戰、不畏犧牲，指揮抗戰的場面。這時毛澤東卻正鑽在窯洞裏策劃著竊國篡權的陰謀。

我說他顛倒歷史，是指他不是把負數說成是零，而是把負數說成正數、正數說成負數。本來是自己不抗日、破壞抗日（讓日本多占地），發展實力、擴展地盤，甚至於與日本勾搭、借日滅蔣，還在根據地幹傷天害理、絕種滅族地搞種鴉片大生產運動。自知理虧，少說為佳。可不！在國軍保護下，毛澤東研究哲學、發表演說，通過整風內爭私權、外爭党權，深山養精蓄銳、專等著搶摘勝利果實。而中共的歷史記載和宣傳卻正好是把事實整個地顛倒了個過兒。

有一位自認公平對事的知識份子說：“你說蔣介石貪污腐敗、專制獨裁可以，這是事實。但你要說他不抗日，我不信。”你聽了這話有何感想呢？只能說你對共產黨顛倒了的事實，幾乎是很難還原真相、還人清白的。這就是群眾說的：“染缸裏退不出白布”。

天下有大勇者，辛灝年先生偏不信邪，他定要從染缸裏退出白布來。《誰是新中國》就是一部把顛倒了的歷史又顛倒回來的中國現代史。他的“歷史”成績，不僅表現在對留學生們和廣大的華人進行了啟蒙，讓他們得知歷史真相，也使被共產黨嚇破膽的史學家，只要他不愚、不頑，一旦良知發現，要學董狐作“良史”（孔子語）；《誰是新中國》就是一個可資效仿的、旗幟鮮明的楷模。

 

（二）歷史觀決定現實觀

 

首先、唯物史觀的歷史作用在於，一是拉歷史的後腿；二是開歷史的倒車。

大陸貫徹唯物史觀，社會一天一天爛下去，反動、空想的社會主義變為恐怖與貧困的農業社會主義。

 

A、開歷史的倒車

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演化為“領袖集團專政”：“  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39卷21頁）毛澤東又把它變為個人的“全面專政”（單從字眼上，無法理解“全面”；看社會實踐便可得知，所謂“全面”是指除毛澤東以外的一切人和事，都是專政的物件。）這個倒車一傢伙開到原始社會，也叫共產主義社會。那時是殺俘虜的，後來留下俘虜當奴隸，就進到奴隸社會了。這裏首先要明確一下毛澤東眼中“俘虜”概念的外延：中華民國留下的全部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分子、地主富農分子、黨政軍警分子，還有，誰也沒有想到的共產黨內改正“錯誤路線”、投降“正確路線”的分子如張聞天、李立三……都被分批分期地大量殺傷。這是保持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殺俘虜”的特徵；至於人民公社，就更像共產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了。然後與時俱進，就進到了奴隸社會：工人成工奴、農民成農奴、倖存的俘虜成為勞改犯或被管制分子，更是帶著鐐銬叮噹作響的罪奴。

 

B、拉社會的後腿

反正共產黨的罪惡是罄竹難書的，我們總是控訴、就與祥林嫂同命運了。現在談談大陸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拉著社會的後腿往回拉的。我們不說，由他們自己親口不打自招，雖然是輕描淡寫，但已可以略窺一斑。

薄一波後來談了三條“缺點和偏差”: 第一，“由一家一戶的核算改為全行業統一核算，實際上把注意精打 細算的私營企業納入了吃‘大鍋飯’體系;實行定息之後，資本家的利潤所得同企業脫鉤，使資本家不關心原來企業的經營好壞了。這些缺點，從 長遠看對生產力發展不利，而且也是一個短時期內發生隨意並廠並店，拆 毀廠房鋪面，丟棄原有設備而造成損失浪費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想，假使 當時不搞得那樣匆忙，多花一點時間探討社會主義改造的多種形式，情況 可能會要好些。” 第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從‘高潮’開始，黨中央就明確宣佈:公私合營之後，對原企業私方在職人員實行包 下來給以安排的方針。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合營之後的 公私關係，薄一波說:“少數公方代表態度生硬，缺乏協商精神，認為和 私方人員商量不出什麼名堂，分了工也負不了責，對私方人員的合理建議 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員中，尤其是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 能幹的人，他們有較豐富的經營管理知識和本領。對他們棄置不用，對發 展經濟和改善企業經營管理來說，都是一個損失。” 第三， 由於在“高潮”中對小業主，小商小販的處理意見不明確， “因此全行業公私合營時，大批個體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按行業捲入了公 私合營，拿了很少的定息，沒有想到，他們從此就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 不少人在後來政治運動中受到歧視，有的還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吃了不少 苦頭。”（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 430～432 頁）

李銳總結歷史教訓說：“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了彎路，說明不僅有後人的問題，經典作家的理論，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也都有問題。比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就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並不科學。”（《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這位號稱馬列主義理論專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寧著作的戈巴契夫，卻是這樣評價馬克思主義的，他說：“共產主義是一種空想社會改良說。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實質上，馬克思據以建立其‘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大廈的全部具體經濟結論中沒有一個是在實踐中得到證實的”。（《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解說詞）

其次、民生史觀的歷史功能在於推動社會進化。

以蔣經國施政為例，說明，貫徹民生史觀，臺灣一天一天好起來，卒致人民富強康樂，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

為什麼偏偏是以蔣經國為例呢？因為他對馬列主義的認識早已深入骨髓，超過大陸上任何一個馬列痞子，所以他棄絕“唯物”、擁抱“民生”，就是最有頭腦的選擇；就向世人表明，馬列主義比敝屣還無用、比病毒還惡毒。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評價道：“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適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曆久彌新 。”

蔣經國重用經濟技術專業人才，全力推動島內經濟建設，例如“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等，使臺灣“贏得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美譽；從1951-1988年30多年間，臺灣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蔣經國留下一個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臺灣，更為難得的是從未出現貧富分化。雖然世界上只有26個國家與臺灣有邦交，但臺灣人卻依然擁有100多個國家的免簽證優待。

“蔣經國實際主持臺灣工作近20年，在這20年裏，臺灣的經濟以難以想像的水平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1952-1959年為6.9%，1960-1969達到10%，1971-1980年達到9.4%，1981-1990年達到8.1%，從1951-1989年3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 從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從1970年到蔣經國離世的1989年已達7518美元，從1951-1989年38年間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業率長期在2%左右；更為令人稱道的是，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過程中，臺灣的貧富差距沒有迅速擴大，蔣經國主政年代，臺灣社會始終未出現貧富分化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臺灣的基尼係數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更是經濟迅速發展階段貧富差距擴大控制在最小範疇的地區。”（《蔣經國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臺灣在蔣氏父子經營下實現騰飛，成為中國人眼裏的天堂。現在的臺灣正進入第三個50年，享受現代文明的臺灣終於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 當權力與資本沆瀣一氣結成的中國官商利益聯盟，以‘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製造出一個暴力恐怖籠罩的喝血社會時，今日之臺灣已經實現了中國當局口口聲聲宣稱的‘和諧社會’：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沒有城鄉差距，沒有貧富差距；沒有富得揮金如土，也沒有窮得淪為房奴蟻族；沒有屈辱的上訪，也沒有暴力強拆下的悲情自焚。”（ 《蔣經國：從強人到偉人》杜君立 撰稿）

 

（三）現實預示未來

 

未來會是什麼模樣？人們並沒有捕捉到足夠的資訊來回答這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要求具備充分條件；但根據社會進化的定律卻可以斷定：未來絕不會是什麼模樣。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要具備必要條件即可。據此，我個人認為，未來絕不會出現一個地獄般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體現了人類寫歷史的重大價值。無論個人、國家、民族、群體、人類，都會和必然會犯錯誤。所謂“避免錯誤”是指一種可能性，而小錯誤連避免的可能性都沒有；有可能避免的只是後果最嚴重的錯誤，如世界大戰，如追求社會主義烏托邦。特別是後者，帶給人類精神的和生命財產的損失，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

如果誰還要執迷不悟，硬要“把死馬當做活馬醫”，千方百計來修補馬列主義，那問題的嚴重性就不止是“緣木求魚”了。“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患”；而搞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本質特徵的、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就要使上億的生命淪為犧牲品，而倖存下來的人又是生不如死……這是人類再也付不起的沉重代價啊！人類怎能不汲取如此重大的歷史教訓呢？

樹立科學的民生史觀，絕非書生空議論。從積極方面，它會引出造福社會的實踐效果；從消極方面，它可避免由於貫徹唯物史觀而導致的社會災難。

 

原载《黄花岗杂志》第35 、36期/合刊